“2006年，我接到一个邀请，当时台湾排名前几的一家报纸负责人邀约我写个专栏，一个礼拜一篇。不知道是我们俩谁先提起的，专栏的方向慢慢地向‘认字’聚拢起来。”张大春，中国台湾名作家，写小说、评论、散文，在电台说书，研究汉字源流，创作古体诗歌。作家莫言评价：“张大春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

这些年，张大春的兴趣集中在“字”上。2009年，《认得几个字》简体字版首次出版，这之后，又有《见字如来》面世。今年，他还在北京举办了“见字如见故人来”的书法个展。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上，理想国推出《认得几个字》10周年新版，并与小象汉字合作亲子识字礼盒。谈及这10年来的感受，张大春不无沉重地说：“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人的文字教养是衰落的。”

开始在报纸专栏连载时，张大春的女儿三四岁、儿子刚上小学，教孩子认字是家庭里一直在进行的功课。“当时没想过要写多少篇，或者出成一本书，不知不觉就写了89篇，一直写到那家报纸倒掉。”

“写倒了？”记者玩笑。张大春说：“虽然不能这么说，但或许真是这样。不从传媒环境、广告效益等角度看，报纸关张这件事至少说明，人对字的耐心变少了。不耐烦、读不了大的长的东西，这不仅是汉语世界要思考的问题，在全世界可能都一样。这种严苛冷酷的环境，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不仅是学习文字的困难，更是文字世界的凋落，一叶知秋。”他感慨，“幸好我感觉到了。我的专栏读者和书的读者和我一样，甚至比我还要忧心忡忡。那是一群有孩子的父母，他们对文字有着不忍凭吊，但却不得不凭吊的心情。”

张大春说，对字的敏感，必定有家庭的影响，“大家接受的学校教育都是一样的。会对文字世界的凋零感到忧心的人，他们的父母一定曾经提醒过他们，文字是有价值的。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来自值得尊重的家庭。”他对字的感情，也和家庭分不开。“小时候，我走在街上，常常会拉拉爸爸的衣角，跟他交流，看看这块招牌、那块招牌。其实，这是我爸爸的习惯，他常会说，某块招牌上的这个字不错，或者评价，笔墨挺难得，但意思太俗了，诸如此类。他顺口讲，我顺耳听，听着听着，内化于心。文字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小学’，其实是小中见大。字牵涉到的是文化的基础，它遍布生活各个角落。”

教儿女认字、写字的过程充满戏剧性。“看看学校的成绩表，有的孩子就是天生的学霸，我的孩子绝对不是这一类。他们主动写毛笔字，只有一次。”张大春回忆，当时全家要去意大利旅行，行前正在讨论旅行的花费，已经上高中的儿子问，买机票要多少钱？他随手一指挂在书架上的书法作品，这幅、那幅，还有那幅，点了三张，“把它们卖掉，大概就够我们全家买机票”。“儿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问我，我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这一晚，他和妹妹两个人写了几个小时的毛笔字。我知道只是一时兴致，他们平常没爱过书法，热度不会太久，但那一晚，也乐见他们沉浸于写字的快乐里。在我们三个的人生回忆里，有这样一个晚上，至少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举这个例子，张大春是想说明，任何用利益交换的学习都不会持久，持久的是表现形式丰富的陪伴，“书法、画画、历史，和孩子在一起的广义上的语言文字学习，在我的家庭中不会停止”。“我儿子后来学土木、学建筑，和我南辕北辙。但在他的设计和构想过程中，也会和我讨论书法的线条、空间。所谓触类旁通，审美经验、结构观、如何体贴使用者的角度，其实都与文化教养有关。这一点让我欣慰。”

“最有效的学习是创造，为了要创造而学一样东西。”《认得几个字》在中国大陆出版10年，张大春说，他观察到两岸父母脸上的焦虑是一模一样的。“教育的蛮悍就是用考试控制孩子的操行表现，告诉他们要乖、要专心，学习身边那个不说话的学霸。教育应该鼓励的是创造的意愿和能力。当你自己要写文章、写诗、写歌，创造属于自己的内容时，你才会真正地学习。就像烧陶，送到窑里，烧了才知道。基于创造得到的学习经验是最宝贵的。”从甲骨文开始学汉字，也是鼓励掌握造字的动机与方向，“学了几十个字符，就能知道几千个字的来历。汉字是将意思与意思拼在一起，两三个字符成为新的意义。认得几个字，其实是进入对文字想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