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浙江农民来沪发展，他可以加入上海郊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吗？21日下午，市司法局与华东政法大学虞伟庆金融法律研究院共同举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专家研讨会，合作社的成员受不受地域限制？这成为与会专家热议的焦点。

保护本土利益就一定要限制准入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上海将制定相关实施办法，在上位法的基础上，合作社中的农民成员，其农民身份应当如何界定？如果是外地农民加入合作社，他们受不受地域限制，是否需附加诸如学历、技能等相应条件？

原市农委产业化办公室主任金尧说，以前，农民更多强调的是身份，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农民，农民日益趋向职业化，对农民的身份也很难做单一界定，这将会有一段过渡时间。

“农民不一定都种过地。”奉贤区农联会会长翁大钢表示，现在有这样三个概念，一个是农民，一个是职业农民，一个是农业劳动者。在他看来，既然是上海的地方立法，农民就要有地域的概念，“如果别的省市的农民加入合作社，他可以算20%的非农成员，但不能算那80%中的农民。”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邱宝华认为，地方立法要着眼于本乡本土。回到历史上看，当初农村撤队之后成立合作社，强调农民之间的互助互济。而这个“互济”，需要有一定生产资料的支持，如果外来农民加入合作社，就不能仅仅有农业户口证明，还需要生产资料方面的支持。她建议，要适当保护本地农民的利益，“如今，农业生产链条很长，假如合作社成员不受地域限制，那么，相关的政策执行成本和监管成本将会大大提升。”

不少与会者持不同观点。金山区葡萄联合社理事长卢玉金认为，如今在上海种地的外地农民比比皆是，很多土地直接流转给外地农民，但他们只有流传权，没有注册权。“上海农业需要外地农民进来，当然也欢迎全世界的农民都能来。”

金尧也认为，如果外地农民进合作社还需要附加条件，这不太合理。“并不是你加入合作社，就会给你政策红利和补贴，还有很多相应的配套政策。”他认为，外地的农民如果加入合作社，就应该算那80%的农民。

放开地域限制，不等于弱化后端监管

外来农民加入本地合作社是否受地域限制？兄弟省市的相关立法略有差异。在北京，合作社的农民是受地域限制的，但这是2010年立的法；在重庆，合作社的农民不受地域限制；天津居于两者之间，他们对外地农民有附加条件的要求。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二处处长崔凯认为，要正视上海农村的流动性现状，不能过于强调地域限制，而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如果限制地域，就把人的流动堵死了。”

但他认为，如果是外地农民加入合作社，应该设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和上海本地有个链接，他应该是农业生产资料的提供者或是利用者。比如承包一个鱼塘，或者开一家农家乐，“而且这个链接各方都能接受。”

那么，这个链接是有形的“物”，还是无形的“技术”？有专家举例说，一个厨艺非常好的绍兴农民想加入合作社，他需要去开技术入社的证明吗？

在华东师范大学法学教授纪海龙看来，地域限制问题涉及这部法的立法倾向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合作社是鼓励和支持的态度，那么，准入的限制越少越好。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韩强认为，上海立法要有上海的眼界，要从长三角一体化的更高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今，农民的身份逐渐在淡化，即使农民有身份上的差别，也不应该是地域的差别。再者，农业本来就是相对弱势的产业，如果能吸引外地的农业资本、人力加入，这对上海只有促进作用。他建议在门槛准入方面尽可能从宽。

纪海龙表示，有人担心如果放开地域限制，可能会出现套利行为，“但这不是属于入口的准入问题，而是后端的监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