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将开启为期三天的访华之旅。河野这次来华的一大使命是参加一场久违的重要会议：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会议将于21日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主持会议，河野太郎以及韩国外长康京和出席。三方将就筹备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合作未来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分析人士认为，中日韩外长会时隔3年重启，在当前背景下尤为必要。眼下，日韩关系“政冷经凉”，半岛局势风险犹存，美国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加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为东北亚一体化合作带来逆风。外界期待，三国外长通过此会凝聚共识，为三国领导人年底会晤做好充分准备，也为未来三国关系良性互动做出远景设计，携手筑起抗击逆全球化风潮的“防波堤”。

重启会谈意义重大

此次中日韩外长会是继2016年8月在日本召开第八次会议后首次举行。会议之所以令人瞩目，首先同这一会晤机制本身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中日韩外长会机制于2007年设立，自诞生伊始，就被视为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基础——它的召开往往为三国首脑会晤铺路，因此也被视为中日韩21个部长级会议、70多个对话机制合作架构的核心环节。

回顾历史，中日韩外长会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推进三国在有共识的领域继续深挖合作潜力。例如，2012年4月中国作为主席国在宁波主办的第六次中日韩外长会，主要探讨的就是携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升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二是管控分歧，协商解决摩擦和矛盾。例如，2015年3月韩国首尔的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各方在历史、领土问题争端上管控分歧成为会议主要内容。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指出，中日韩外长会虽然与其他部长级合作机制有共同点，但又有特殊性，三国外长的身份决定了会议的高规格——王毅不仅是外长，也是国务委员，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专门的外事工作。日本外相向来是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大臣，通常具备“副首相”的权威。在韩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上，外长也是重要岗位。特别是韩国现在政局不太稳定，韩国外长康京和通过在外交事务上的协调来支持总统文在寅，其稳固政权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可以预判，在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中，双边事务、地区合作、地缘政治热点问题，都可能摆上桌面做深入探讨。

在高洪看来，此次外长会时隔三年重启极有必要。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在太平洋西岸举足轻重。2018年中日韩三国对世界出口合计3.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出口的20.1%，进口合计3.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7.2%。“中日韩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三国经济体量庞大，对全球经济贡献度很高。如果形成合力，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福音。”

然而，中日韩能否形成合力，又取决于能否战胜一系列复杂挑战——从全球范围看，世界格局急剧动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成冲击。从地区范围看，韩日关系最近出现复杂情况，双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深层政治博弈从幕后走向台前。而朝鲜则通过连续进行发射活动抗议美韩军演，为半岛局势再添波澜……这些问题使中日韩经济合作的设计、推进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东北亚和平稳定带来变数。需要三方共同协商，加以应对。

为年底峰会做铺垫

在上述背景下，本次会议有以下几大看点。

第一，此会如何为12月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铺垫，使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合作得以顺利推进？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认为，今年适逢中日韩合作20周年，此次会议是在三边关系出现不平衡时召开的重要会议。事实上早在2015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三方已就加快中日韩FTA谈判、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问题形成共识。

然而，中日韩三国由于历史积怨、领土争议、半岛政策等问题，新旧矛盾不时集中爆发，使三边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出现不平衡状态，“欲进且退”。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三国共同利益，也不利于地区稳定与繁荣，急需扭转不正常的处境。而通过领导人会面，可以发挥别的机制难以替代的高层引领作用，增信释疑，确立三边合作的大方向。

因此，本次会议就筹备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交换意见，意义重大。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自2008年启动以来曾两度停办，去年5月再次恢复后，三方达成将会议机制化的共识。这对于确保三国最高层对话的延续性显然大有助益。而外长会将提供一个良好开局。

高洪认为，此次外长会议可望为三国领导人实现会面、达成进一步重要共识做好准备。希望本次外长会不仅能为各国眼前的矛盾和分歧探寻解决之道，还为将来三国关系良性互动、走向光明做出远景设计。

第二，三国如何共倡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区域合作？

多方评论指出，中日韩三国在20年合作历程中，贸易额从1300亿美元增至7200亿美元，充分证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三国最大共同点和公约数。正是因为从东北亚长期互利合作中尝到甜头，在本月初举行的第20届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上，各方一致同意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坚持开放包容理念，并提出争取年内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外媒述评，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反对自由贸易的情绪日益高涨之际，中国政府将与日韩签署贸易协定视为其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多元化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方一致发声：推动建立“中日韩＋Ｘ”合作机制，发展和整合地区经济并联合拓展第四方。在观察人士看来，中日韩中间产品贸易占比高，说明三国之间有很紧密的生产链关系。随着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中日韩同步改革的深化，三国的技术和制度创新齐头并进，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合作潜力更加巨大。

还有观点称，中日韩探索的互不约束、积极开放的自由贸易合作机制，与10+3、APEC相互支持，有力地维护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权威地位，支持了以WTO为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如今，亚欧出口合计约占世界的70%。这意味着以亚欧大陆为依托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全球贸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投资、发展导向为特点的“一带一路”也必成全球化的新潮流。中日韩未来应当进一步实现优势互补，创造广阔的合作空间。

能否“促和”日韩引关注

第三，在曼谷刚刚上演过“尬聊”剧情的日韩两国外长，能否借此会释放和解信号？中方作为中日韩合作主席国又将表现出何种影响力？

外媒称，中日韩外长会议在时间点上非常敏感。日韩两国关系最近陷入1965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潮。冲突起因于二战期间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的历史矛盾，随即恶化到针锋相对的贸易争端。7月早些时候，日本开始限制向韩国出口高技术材料，这些材料用于生产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器产品的半导体和显示屏，它们对韩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日本还通过修订案将韩国移出可以在出口管理方面享受优待的“白名单”。这个修订案将在8月28日开始实施。

韩国也以牙还牙，于12日决定把日本踢出“白名单”，预计9月生效。韩国还警告日本，将视情况评估是否会继续与日本分享情报。2016年韩日签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通常每年8月24日自动续签。

不过，在双方你来我往的争斗中，韩国政府保持着开放态度。上周四，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纪念韩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上讲话时，放缓了最近对日本的严厉语气，说如果日本选择对话与合作，首尔很乐意与东京携手合作。路透社称，考虑到文在寅的新表态，预期康京和、河野太郎会趁这次会谈期间进行会晤。但韩国外交部说，韩日对话还没有落实。

韩日外长的上一次见面，是在本月初的东盟外长会及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当时双方会面55分钟，但二人表情僵硬，气氛冷淡，最终未能找到妥协点。这也让大老远到曼谷做“和事佬”、意图调停韩日盟友矛盾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无功而返。

高洪说，韩日矛盾无疑是此次会议上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首鼠两端，又要调解日韩矛盾，又不愿出钱出力去摆平，甚至要在调停过程中向对方“讨钱”，不得要领。说到底，美国还是存在一己私心。

“有鉴于此，国际舆论纷纷表示，既然在政治安全层面，美国无力调解韩日矛盾，那么在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层面，中方能不能为改善两国关系、稳定地区局势发挥积极引领作用？”高洪说，“我个人认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作为有智慧有能力的国家，应该有所作为。至于如何作为，需要三方再谈，这恰恰是三国外长需要协商的问题。客观地讲，日韩也希望有个缓冲地带，让负责任、有智慧的国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问题。”

刘江永认为，韩日争执对双方造成冲击，也成为近期制约中日韩合作的瓶颈。对日本而言，加大对韩贸易管制令它付出双重代价：一是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受到损害。日本在战后注重国际协调，不愿实施单边制裁，而这一回却首次将政治与经济挂钩。这明显学习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对政见不同的政权施加制裁。二是经济损失，包括旅游业受到殃及，与韩国生产链挂钩的日企受到伤害，等等。对韩国而言，损失也是巨大的。此前据韩媒报道，如果日本在“白名单”中剔除韩国，估计最多有1100种商品无法享有快速简化的出口程序。韩国经济中一些过度依赖日本的产业可能迎来“严冬”。

“由此可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刘江永说。至于中国在此次会议中能否对日韩发挥影响力，刘江永认为，中国在相继改善对韩、对日关系后，作为中日韩合作主席国，发挥劝和促谈作用明显上升。但如果韩日之间互有芥蒂，相互甩脸子，很勉强才愿接触一下，终究无用。“现在就要看中国能否通过外长会，为日韩领导人年底的接触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至少不要出现像大阪G20峰会时日本明确说不愿与韩方会面的情况。”

刘江永还表示，中国不会像某些国家一样，趁火打劫，在日韩出现矛盾时索取本国利益，提出特别的要价，而会贯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诚心实意地推进东北亚合作，鼓励和支持各方通过理性对话妥处矛盾分歧。

高洪注意到，除了河野太郎访华以外，8月还有许多日本政要纷纷开启中国行。包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将于17日至21日因文化交流访华。由公明党众议员远山清彦担任团长的跨党派“日中新一代交流委员会”将于18日至22日访问北京和福建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将于26日至30日访华。前防卫相稻田朋美与5名自民党女议员自26日起访问北京等地，等等。

高洪认为，日本政要“扎堆”来华，一方面是继续巩固升温的中日关系，为明年春季习主席可能访日做准备。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对韩外交、多边外交上的考虑。“未来中日韩三国各层级的接触交往中，中国都将扮演主导角色。日本政要与中国事前沟通，也是在多边范围谋篇布局，在显示对华友好的同时展示自己的深谋远虑。”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