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上半年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前两个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6.4%和6.2%，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3%。数据发布之后，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针对这些数据也形成了不同的解读和判断。作为一个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表现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且不同研究者在信息获取、理论基础和研究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存在不同解读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是解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恰当基准？
如何看待第二季度GDP增长率有所下降？
解读中国经济格局首先需要厘清“时空”背景，即明晰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空间格局。
从时序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不是割裂历史演变“从天而降”的，它是此前发展进程的“延续”和“超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实现了数十年接近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这使得生产力水平总体落后的局面得到了显著改变，也使得中国经济在经历高增长之后有条件转向高质量发展。
从空间角度看，作为一个人口接近14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地区、城乡之间存在着发展水平和阶段的显著差异，解决内部的结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全球空间来说，中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和“塑造者”。概括地说，中国短期的经济绩效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发生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空间格局的客观产物。
立足于上述时空背景，可以较为准确地刻画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表面上看，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率呈现出下降态势，但这种下降是小幅度的，且具有多个维度的特征。
首先，它发生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基数扩大往往会导致经济增速逐渐“下台阶”。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存在从高速增长到中低增长的转变。2018年、2010年和2000年中国GDP分别约为90.03万亿、41.21万亿和10.02万亿，2018年中国GDP增长6%的增量，相当于2010年GDP增长13%的增量、或者2000年GDP增长54%的增量。
其次，2019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下降发生在中国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但经济体也面临着多种结构性失衡，例如：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现阶段中国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增速放缓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实现结构优化而付出的必要“代价”。
第三，2019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下降发生在全球经济整体步入放缓阶段的格局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及此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上重大集群式技术—产业革命尚处在探索阶段，导致全球经济步入所谓的“新平庸”阶段。近期世界银行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6%，就是一个例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8年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GDP增速分别为2.86%、0.79%和1.89%，中国经济增速在时序上有所下降，但相对于这些主要经济体仍有优势。
最后，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发生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态势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绩效导致中美相对格局发生变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与中国产生贸易冲突，这对中国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出口以及科技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形成了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与中美经贸关系的转折存在着关联。
总之，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的基数效应、结构调整的战略取向、全球经济的放缓格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态势，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速虽然出现下降，但这种下降是小幅度的，且增速是在各类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仍具有增速的明显优势。从短期增速的小幅下降断言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危机、甚至由此“唱衰”中国经济，这就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增速变化背后的复杂因素。
增速小幅下降背后的结构向好趋势
理解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格局，不仅应辨析GDP数据变化的复杂成因，而且应把握GDP数据背后的结构变化态势。中国希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需要依据GDP数据，但同时要超越GDP数据。国民经济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关系，即结构性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持续性、包容性紧密相关，因此也就直接影响着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程度。
应该看到，2019年上半年在GDP增速小幅下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若干结构因素正出现向好趋势。例如：就产业结构而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攀高至54.9%，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稳步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就需求结构而言，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增长的贡献率为60.1%，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内消费支出、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压舱石”和“内在稳定器”功能不断凸显；就城乡结构而言，全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且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减，这意味着2009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步入收敛轨道，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和城乡一体化在稳步推进。另外，2019年第二季度在GDP增速小幅下降的同时，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处于5%左右，工业产能利用率则提高至76.4%，这意味着稳就业、稳预期等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中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具有了更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存在区域和城乡落差的发展中大国，其内部可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实现空间再组合，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再配置也存在巨大空间。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也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形成举世罕见的新型消费市场，这会为企业的产品、技术和组织创新提供市场拉力。此外，中国是一个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政府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方面仍有空间，政府仍可通过完善公共产品供给来释放微观主体活力，使数以亿计的家庭和企业成为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综合这些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韧性，这种韧性导源于发展中大国、体制转型阶段以及政府—市场关系的持续调整等，是这些因素、而不是短期的GDP数据波动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保持经济发展韧性
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短期的风险和压力。韧性凸显了经济发展的整体和长期特征，短期风险则意味着部分领域或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用短期因素否定整体长期的韧性特征，也不能用整体长期的韧性特征掩盖短期问题。短期问题不能改变整体长期趋势，但可以影响趋势的实现进程及其程度，且中国的经济韧性很大程度上还具有“应然”特征，即需要通过持续的体制改革来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仍面临不少挑战。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处在偏低水平，特别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5.7%和3.0%，固定资产投资在整体增速、所有制结构和行业结构方面均面临较大压力。此外，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还可能延续，这些因素将导致中国经济仍可能继续面临着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依据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施财政、货币、就业、贸易等政策，同时更要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系统、规范和坚实的制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经济领域存在着高质量发展需要与制度供给迟缓之间的矛盾，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与经济问题累积之间存在着“赛跑”。
现阶段我国要处理短期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深化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应急性的政策取代或延缓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应加快推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提高要素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流动性，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应持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降低宏观税负，围绕企业诉求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投资实体经济和开展自主创新的动力。应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经营性、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一体化进程，放大居民消费对整体经济的稳定器功能，促使经济增长更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的获得感。应通过行政绩效考核和激励方式完善，促使地方政府围绕高质量发展开展工作，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不同层级政府财权—事权明晰且匹配的格局，在保持中央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激发地方的发展活力，等等。这些制度演变是解决短期经济风险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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