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考察近代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知，名扬天下的“大上海”是撬起江南、长三角乃至中国发展的支点之一。如今，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撬动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新支点可能在哪里？
不妨先了解上海发展的三个空间维度。第一个维度：海洋与长江的支点。回眸历史，从古代到上海开埠前，长江早期与海洋的交汇点处于变动之中，从扬州、镇江一线，之后向江阴、太仓、宝山方向推进。隋唐的扬州正处在大运河与长江、长江与海洋的交汇点上，全国的水路中心，成就了国际性都市的地位。
南宋以后，杭州成为都城，也是南部中国的水路中心。元统一后，重开大运河，裁弯取直，但并没有真正通航，漕运走海路，临海的太仓刘家港成了海运中心和国际码头，有“六国码头”之称。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庞大船队就是从这里起航。这是因为刘家港依托了娄江，有著名的至和塘，从太仓经昆山水路直达苏州；那时苏州已经成为太湖流域水路的中心，上海则是苏州的沿海“边缘地带”。
外贸港口，宁波的地位也很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苏浙一带的商人，从停泊于宁波、杭州湾钱塘江口的小羊山的英美走私趸船上，将英国毛织品、鸦片等，用帆船经上海县南部河道辗转输运到上海县城。当时外国船只不能直接开进吴淞口，进入上海。
然而，即便是东南沿海的宁波，也是以苏州为“中心”的。鸦片战争后不久到宁波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回忆说，宁波的银铜价格是由苏州决定的。“刚到宁波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偶尔来到浮桥附近的一条街上。那儿挤满了一群情绪激动的人，他们发疯似的大叫大喊并且打着手势。我以为是遇上了骚乱，便转身问别人在这儿的吵闹究竟是为了什么，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来到期货交易所。交易都是口头完成的，一旦交易完成，双方便握一下手，然后退到旁边去完成交易的细节。当时正在进行的是用西班牙银元兑换铜钱的交易，其牌价是从两百英里之外的苏州用信鸽带过来的。眼前那熙熙攘攘的场面使我清晰地回想起巴黎证券交易所那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宁波的钱庄业一向发达，但仍然要看苏州的脸色。收购生丝有所谓的“苏州制度”，就是宁波商人杨坊为怡和洋行设计的。
上海开埠之后，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外国船舶已纷至沓来，然而，东南沿海航线上，还没有形成以上海为聚汇点的南中国海航运网络，还出现过以广州一带为聚汇点的东南沿海网络。直到1857年后，凭借长三角广大的腹地，丝、茶等出口大增，以上海为聚汇点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初基本形成。
第二个维度：黄浦江与长江的支点。上海的兴起与黄浦江有关，黄浦江与长江形成了T字型结构。开埠之后，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在西岸兴建码头、仓储，建立洋行，搞地产，上海兴起。根据光绪十三年（1887），游历日本及美洲的清朝外交官浙江德清人傅云龙的说法，当时上海海关管辖的范围很大，大致今上海、江苏泰州、常州以东的长江两岸各口岸，都在上海海关的管辖范围。这些口岸的南岸，大多有河流与江南运河相通，北岸则有通扬运河与江北运河相通。江苏长江南北腹地，特别是苏南江南运河以北的各水道可入长江，再由长江经上海吴淞口进入上海或入海下南洋。或者由黄浦江、苏州河进入上海，再由黄浦江出海。沙船贸易和漕粮海运很早就在上海兴起，就是由于四通八达的水道沟通了上海港口与腹地的联系。
第三个维度：黄浦江与吴淞江的T字型支点。傅云龙指出：“南洋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吴淞之要害在李家口。”这是上海与长三角，特别是沟通的太湖流域最紧密的支点，也是上海在1895年后持久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黄浦江发源于太湖的淀泖地区，原本是吴淞江的支流，但“后来居上”，黄浦江因淀泖之水而疏浚贯通，成为长江入海处的最大支流，吴淞江反而成了其支流。
吴淞江与黄浦江水道都伸入江南腹地，吴淞江直接与江南运河沟通，沟通了上海与苏南。吴淞江之口原在吴淞口，后来为黄浦江所夺，实际成了黄浦江之口，由此出长江，由长江通海，前往南洋。显然，真正深入长三角腹地的不是黄浦江沿岸，而是溯苏州河而进入到苏州。五口通商之后，内河航运权并没有对列强开放。在条约中规定，禁止外商到乡村任意游行、常住，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原因是清政府害怕外国列强深入自己的经济腹地。当时严格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江苏腹地，苏州的开放相对比较晚，曾有一些传教士从上海乘船前往太湖，是偷偷摸摸行动的，并引发了纠纷。后来，上海通往苏州、嘉兴的内河航路被打开，上海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这三个维度对上海的发展各有其意义。第一个维度，上海沟通中国与世界；第二个维度，黄浦江沟通长江与上海；第三个维度，吴淞江沟通上海与长三角，特别是太湖流域。吴淞江从吴江松陵鲶鱼口东流，与运河平交，而吴淞江在松陵沟通大运河，形成北上南下，在平望交汇后，可往浙江的湖州南浔等地，或到杭州。民族资本从江南运河沿线向上海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太湖淀泖地区地势低洼，湖荡众多，近代黄浦江上游沿岸并非上海发展的腹地，特别是松江府所在地区，像往浙江嘉兴方向的地区，发展明显不如苏州河方向，这与水路有关，也与行政区划及苏浙腹地的发展水平有关。1958年后，江苏多县划入上海，上海的发展空间成倍扩大，上海的宝山、松江、金山等区县不断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轮发展，长三角企业依托邻近上海的地缘之利，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运，逐步发展起来。苏南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的第二轮大发展是上世纪90年代，浦东大开发，上海的空间由浦西向浦东扩展，由此形成黄浦江两岸与吴淞江两岸的均衡发达格局。苏浙呼应浦东开发，积极跟进浦东新区建设，苏州建工业园区，从交通建设等方面主动积极接轨上海，形成长三角区域开放的整体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聚焦区。
未来的竞争，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建设成为新的发展目标。长三角城市群要立足于世界级城市群之林，既要有国际化中心城市上海的引领，也要靠南京、杭州、合肥、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鼎力支撑。未来长三角的优势在哪里？在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品牌，在于上海在交通、航运、金融、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更关键的是，苏浙皖的广阔空间和经济、文化和人才支撑。目前，区域发展正在向更加广阔的纵深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正加快推进，未来可能成为撬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