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我如约与作家林非、肖凤（原名赵凤翔，1937年11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夫妇在他们家里相会。先同林非先生谈话，肖凤只是静静地听着，后来他们的儿子天若出来一起相见之后，这个身材高大面容英俊的小伙子腼腆地站了一会儿，为我们拍摄了几张照片，就回房间做功课去了。这时，肖凤仿佛想起了什么，去另一间书房了。过了一会儿，她拿来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之一的《冰心传》，这是她继《萧红传》《庐隐传》之后，又一部传记文学的力作。她在扉页上写道：“祖丁远先生雅正。作者肖凤赠，九二，春，北京。”并取出印章盖上朱印。
之前，我拜读过她寄赠给我的《萧红传》和《庐隐传》。两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苦命女作家，在一个同样经历苦难的女作家肖凤笔下写入传记，文字细腻、翔实，充满激情，对写作对象既有同情，又有悲哀，使人读后异常感动，也自然地洒下同情之泪。
肖凤说：“写《萧红传》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也可以说，纯粹缘于某种情感的共鸣和共苦，因为我出生后，从懂事起就长期没有见过生母。父母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异。母亲一直住在外公家里，所以母亲去台湾之前我一直未见过她。我的祖父和外公都是二十世纪初北京的官费留日学生，他们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都是北京人），便指腹为婚使父母联姻。这段婚姻的结果就是我的诞生。”
肖凤又说：“我祖父是学建筑的，当时是北京有名的工程师；外祖父是学法律的，当时是北京著名的大律师。后来我母亲从北京到天津就职（她是一名职业妇女），然后于1947年从塘沽坐船去台湾出差，后因国事变故，被迫久滞台岛。后来父亲娶了继母，我几乎被遗弃成了孤儿。我从小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上皇城根小学六年，见到同学们父母双全，我多少回梦中与母亲相见，醒来却被泪水浸湿了枕头。小学毕业，我考取了师大女附中，恰在这时，唯一和我相濡以沫的亲人老祖母却与世长辞了，我扑在祖母的床前哭啊喊啊，悲苦伤心，撕心裂胆，我想以后更是孤苦伶仃，怎么办？今后要面对父亲的冷漠，继母又不许我上中学，要我这个小女孩去‘自谋生路’……”
面对冷酷的现实，倔强的肖凤没有被继母的威逼所吓倒，她带着一床破棉被、一个破脸盆、一个破书包，带着伤痛，离开了冰冷的家，靠助学金开始了独立的住校生活。
十八岁那年，肖凤同宿舍的同学们给她过了一次欢乐的生日。肖凤说：“我从同学们对我的温暖，体会到人生有冷也有暖，有恨也有爱，失去了母爱却并不缺少友爱。”
又一个暑假到来了，肖凤还是一个人住在学校。有家的同学都回到亲人身边，只有她与书籍为伴，以其充裕的精神生活来填补贫乏的物质生活。大学四年里，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刻苦攻读，为她自已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文学基础。
肖凤对我说：“从那时起，开始懂得做一个人，尤其做一个女人，就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不应该把命运寄托于别人，而要靠自已辛勤诚实的劳动生活。我也就立志在文学的殿堂里诉说人生的经历，描写命运的曲折坎坷，讲述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当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肖凤，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挑选去当了播音员。这是一个很令女孩子们羡慕的职业。可是，肖凤不想靠嘴巴念别人的稿子成名，她只想有机会拿起笔来自已写作。几个月之后，她找到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总局的领导，提出要求调去北京广播学院搞教学工作。
如愿以偿后，肖凤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写作，后来一连写出三部传记文学，是她一直想写而想了二十几年后终于在沉默中爆发的结果。
肖凤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的传主选择萧红，决不是偶然的。本来像她这样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文系学生，也与其他学生一样，对萧红一无所知，因为历次文化的断裂，像萧红这样一个“派不上用场”的作家，早被人们遗忘，湮没在尘埃里，而且会愈埋愈深……肖凤是偶然读到萧红的《商市街》的。这虽不是萧红的主要作品，但肖凤完全凭着女性直觉，认定自己是萧红的知音。她便去图书馆，贪婪地翻找发了黄而尘封多年的萧红作品进行研读。萧红的作品不算很多，主要的有1934年写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和抗战时期写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短篇小说集《在牛车上》《手》《后花园》等等，及她与萧军1933年联合出版的小说集《跋涉》等。这位命运坎坷、31岁便英年早逝的女作家的作品，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肖凤。
肖凤读着读着，觉得“萧红那种对爱和温暖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撞开了自己情感的闸门”。她从萧红的经历看到自己的身世之影，由萧红的祖父想到了自己的祖母；她钦佩萧红在字里行间流淌着血泪，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在短短的一生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于是，肖凤决定为萧红立传，同时也是为了“借他人杯中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肖凤很深情地说：“写《萧红传》非常投入，以眼泪伴随笔墨，很快地完成了。不久，便在《散文》杂志连载。”
同样也因为这种“心灵的对应”和这种共苦的同情，肖凤又顺利地写出了《庐隐传》。
女作家庐隐尽管有生母，但母亲并不爱她，曾两次将她弃给保姆。庐隐短短一生中写出了那么多作品，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肖凤觉得应该让后来的读者认识她。
可惜的是，庐隐这位很能写作而且勤奋的女作家，在34岁时就撒手人寰。
诚然，萧红和庐隐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过激动人心的篇章，萧红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肖凤从两位女作家的命运中，产生了心灵的感应、思想的共鸣，找到了自己抒发感情的切入点，在这两部传记文学中，她尽情控诉命运对这两位女作家的不公和戕害，说出了她多年想说的话。
肖凤真正写作是在不惑之年，虽然她在读大学后期和工作之后已经开始发表散文等作品，但她自称《萧红传》才是写作的起点，是多年写作欲望爆出的第一声。
有评论家这样说，肖凤创作的《萧红传》，“为人们了解一个长久被冷落的才女作家，起了呼风唤雨的作用”。不出所料，《萧红传》出版后掀开了“萧红热”的序幕。
写《冰心传》是另一种情况了。
肖凤多少次去拜访这位海内外著名的女作家、世纪老人，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肖凤和丈夫成了冰心家的常客、冰心老人的亲密学生和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并与冰心女儿吴青教授也成了朋友，一直有来往。
冰心老人经历了幸运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出洋留学后念念不忘祖国，她通过文学，把爱倾注给祖国，倾注给人类，倾注给文学，倾注给儿童……
“冰心老人一生中也遭遇过厄运，那是1957年，冰心的丈夫、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莫名其妙地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给了她和整个家庭沉重一击。冰心当时想：如果文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回到祖国来呢？”
肖凤就是这样在深入采访和了解冰心老人和冰心家庭的基础上，以最大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写作，终于写出了23万多字的《冰心传》。
一个夜晚造访林非夫妇，肖凤又与我详细谈起了一年前（1991年春）在香港会见母亲的情景。
肖凤孩提时代，生母因公出差去了台湾，接着祖国大陆解放，母亲孤身一人留居海岛。漫长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与母亲终于联系上了。经过通信、通电话后，肖凤与生母约定在香港会面。
肖凤以迫切的心情，提前几天来到“东方之珠”香港，在启德机场等候从台北飞来香港的国泰航班。她说：“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终于在12时20分，电子显示屏上打出了那班航班已经安全抵达的消息。我快步从显示屏奔到坡道的尽头，选择了一个最易被人注目的位置，然后从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掏出一面三角形小纸旗，上面写着我的乳名。这是我头天晚上亲手做的。”
是啊，五十年未曾见过面的母女俩，能认出来吗？在机场接人，母亲和女儿对面相逢不相识、擦肩而过怎么办？所以事先约好，互举三角小纸旗为标志。这是多么滑稽、无奈，又多么苦涩的场面啊！
肖凤继续讲述着她人生中有趣的故事：
“在机场出口处，一个接一个的人，一拨接一拨的人流，从我的身边涌过去了。可是我要等的那个人一一那个给予我生命，却又远离我，让我苦苦思念和等待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那个人，仍然没有出现。在我的书包里，装有母亲写给我的信，还有她的照片一一不仅是近照，还有我珍藏了几十年的已经发黄了的照片，但那是纸上的影像，现在我要等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时此刻，我极力保持着镇定，盈盈泪水，却还是忍不住地滚落下来……
“正当我濒临绝望的时候，我直盯着的那扇门微微地开启，从里面缓缓地走出来一位身穿白色旅行套装的妇女。她推着一辆行李车，慢慢地走到了坡道上端站定。然后把她右手伸向左肩背着的书包，像是要掏取什么。是一面旗子，一面写着女儿乳名的旗子，这是头天晚上她在电话里与女儿约定过的标记。
“那时，我刚看见一个小木棒的头儿从她的书包里露出来，还没有等到那面旗子展现出来，也不管那两个带着警棍的警察会不会干预我上坡道那边，我就举着我那面小旗，向着坡道的顶端奔了上去，并且生平第一次，面对着给予我生命的这个女人，高喊着我整整憋了大半生的那句世界上最亲切的词：‘妈一一妈一一’”
在香港住了五天之后，我侍奉着她老人家，回到了我们共同的故乡北京。我们全家人终于团聚了……
那个夜晚，肖凤和我所谈的，和她后来写的《香港会母记》，就像她丈夫林非写的《离别》一文中他们夫妇在北京机场送别儿子远行美国的情景一样，两篇散文抒发了女儿对母亲、父母对儿子的亲情，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本文编辑朱蕊）
内文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