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上海制造”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话题热度的升温与上海上半年经济数据有关——上海工业增加值下降2.4%，这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全市经济的增长速度。表面看，是工业增加值下降的数字吸引了各界关注，但从深层看，数字背后的原因以及与之相关的未来“上海制造”将向何处去才更值得关注。
对处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的上海而言，“上海制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实现从制成品输出为主导，向生产性服务输出为主导的战略转型，这也是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发展特征。新阶段上海经济的新动能，将主要是向区外输出服务业，特别是与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不是培育形成大规模的新增长领域，而是通过“卡脖子”关键领域和制高点竞争的率先突破，形成产业链影响力，为上海向外输出大规模新兴服务业提供支撑。上海制造业的产业链影响力越强，上海向外输出新兴服务业的能级越高，上海经济新动能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潜力就越大。可以说，在新阶段，“上海制造”需要一套“新打法”。
制造业将是上海经济新动能的新动能
新阶段上海制造业战略转型，需要实现从提升重点产业竞争优势，支撑制成品输出，向培育产业链影响力和控制力，支撑服务业对外输出转变。
（一）制成品输出为主导的重点产业规模扩张，曾经是上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上海制成品输出优势的调整培育储备期。以上海石化、宝钢、上海大众等项目为标志，在调整中发展和发展中调整战略的引领下，开启了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的发展升级，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规模扩张，成为上海走向改革开放前沿的重要增长支撑。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上海制成品输出优势快速提升，在浦东开发开放和四个中心建设目标引领下，以发展、调整、提升战略为导向，装备、汽车、电子信息、钢铁、石化和生物医药六大重点产业快速壮大，东西南北中的工业新高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制造业成为上海连续16年两位数增长的关键动力支持。
（二）进入制成品输出能力下降阶段的上海制造业，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升级。
2008年以来，随着上海制造业增长放缓，上海进入制成品输出能力逐步减弱的发展阶段。2008年—2015年，上海制造业年均增速6.0%，远低于2000年—2007年12.9%的年均增速。同时，制造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38.08%，下降为2018年的27.7%，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
进入制成品输出能力下降阶段的上海制造业，面临一系列重要瓶颈制约：
一是要素层面的瓶颈制约，主要是劳动力等初级要素成本上升，土地空间受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二是技术层面的瓶颈制约，主要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特别是在底层操作系统、高端通用芯片等路径依赖比较强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亟待自主化突破。三是要素逆流动的瓶颈制约，主要是资源要素向高回报、低效率服务业的逆流动，具体表现是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服务业快速扩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挤出效应。目前上海第二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是第三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的2.5倍，在上海服务业中，除了由于价格因素快速上升的金融业之外，比重最高的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的批发零售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15.3%，而具有高效率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比如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在5%左右。四是路径依赖型发展模式的瓶颈制约，曾经在上海制造业快速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合资企业发展模式、开发公司主导的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以及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开放经济发展模式等，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亟待实现调整转型。
上海制造业在国际国内发展地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强化了战略转型的紧迫性。从国际看，上海在汽车、装备、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产业领域，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中高端发展优势，但是，这些领域都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难以摆脱对外依赖，芯片、航空发动机、工控系统等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限制，使具备一定比较优势的中高端领域难以形成竞争优势，这也是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比如，上海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近年来发展放缓，一方面是中低端的组装代工型产业领域向外转移，另一方面是受制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材料、工艺和装备对外依赖限制，电子信息产业的中高端升级进展缓慢。从国内看，上海是国内最有条件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限制，代表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制高点竞争的地区，但是，上海在一些新兴领域发展中，并没有站在国内发展最前沿。比如，在BAT主导的互联网经济领域，上海已失去前沿主导性，引领中国通信设备快速突破的上海贝尔，已经跟不上华为和中兴的发展步伐。
（三）新阶段，上海制造业需要以产业链影响力，为服务业输出为导向的上海经济新动能提供战略支撑。
进入服务经济发展阶段的上海制造业，已经不可能培育形成类似汽车、电子信息等几千亿规模的新兴产业领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主要是高能级增量对低能级存量的替代，也已不可能在总量层面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上海经济的新动能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主要是向区外输出与新兴产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服务、总集成总承包服务、数据信息服务、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等。
而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名义价格快速上升的高收益服务业对外输出，需要以产业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上海制造业的产业链影响力和控制力越强，上海对外输出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就会越大。比如，向区外输出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的上海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是上海智能制造发展最快的领域，2017年营业收入比2016年翻了一番，在全国一枝独秀，而集聚ABB、发那科、安川机电、库卡机器人四大家族，占全国产量一半的机器人产业，以及系统集成技术、增材制造装备、制造执行系统（MES）和企业资源计划（ERP）等制造业发展优势，是上海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为全国提供服务业输出的核心支撑。上海需要以规模和比重相对稳定，但是高端控制力和影响力较强的制造业，支撑与新兴产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外输出与规模扩张。就此而言，制造业将是上海经济新动能的新动能。
如何提升“上海制造”的产业链影响力
新阶段，要聚焦关键领域和制高点竞争率先突破，在新兴化发展中培育提升上海制造业的产业链影响力。
一是推动新兴技术领域的前沿突破，在参与国际产业制高点竞争中形成产业链影响力。上海要改变从中低端切入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模式，在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制高点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工业互联网领域，不仅要依托汽车、装备、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领域，建设能够整合上下游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而且要在工业互联网系统架构、标准体系、示范测试等制高点竞争中，逐步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人工智能领域，不仅要发挥智能装备等方面的基础优势，推动机器人的运用和企业的智能化系统集成，而且要在机器深度学习优化制造，人机融合协同制造等前沿领域率先确立发展优势。
二是推动优势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在率先突破“卡脖子”限制中提升产业链影响力。重点是在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和生物医药等领域，通过关键装备、核心元器件和关键材料的自主化突破，在突破“卡脖子”限制中，形成产业链影响力，比如，集成电路领域中的芯片制造及装备和材料、民用航空发动机、重型燃气轮机、高端数控机床等，通过这些关键性的突破，带动全国制造业发展升级，支撑上海服务业对外输出。
三是推动传统产业新兴化发展，在平台化和服务化发展中重塑产业链影响力。重点是石化、钢铁、轻工、纺织等领域，需要推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材料的运用，特别是通过智能化和网络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模式创新，实现传统产业的平台化和服务化发展，重塑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
四是推动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在培育先发优势中拓展产业链影响力。上海需要把成熟产业的发展优势、新兴领域的创新优势与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优势有效结合，聚焦体现技术集成创新的新前沿，以及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整合的新领域，以科创型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培育跨界融合先发优势，培育形成跨界融合的产业链影响力。
为“上海制造”战略转型提供好的政策环境
具体而言，有几方面政策措施建议：
一是发挥开放优势，探索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突破新模式。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上海需要改变港口机械等领域成熟技术反向技术创新的自主化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自贸区建设带来的开放发展新机遇，探索建立具有自由贸易港制度条件的特定开放区域，以境内关外的特殊制度条件，突破创新资源的封锁与限制，吸引国内外创新资源和不同区域的创新设备、材料和前沿技术集聚，在上海实现具有融合集成特征的自主创新，通过开放化引进单项技术，本土化实现创新集成，探索技术集拼式的开放化自主创新模式。
二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培育提升产业链影响力。培育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际领先制造业集群，比如，整合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产业链环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上海化工区与宁波湾一体化建设世界级化工产业集群。上海的科创中心优势与长三角的产业集聚优势相结合，实现从上海科创中心功能承载区、上海重点产业园区到长三角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链和创新链互动，比如，鼓励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通信设备、软件开发、自动化解决方案等企业与长三角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组建辐射长三角和全国的智能制造专业服务平台。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带来的收益共享障碍，通过规划、税收、管理、政策和分配的一体化机制创新，构建创新研发收益和创新产业化收益的跨区域共享的创新链、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机制。
三是上海需要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有新突破。上海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需要培育既能承担国家战略目标，又具有市场化运作机制优势的新兴市场主体，改变国有企业拥有创新资源但是创新动力不足，民营企业具有运作机制优势但是难以承担国家战略目标，外资企业创新优势溢出效应弱的状况。需要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探索国企、民企和外企的新型合作机制模式，比如，国企与民企合作承担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目标；探索平台型企业的合资合作新模式，国企、民企和外企联合打造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功能平台，通过平台合作，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限制等。
四是以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工业用地资源限制。在工业用地方面，一方面是上海需要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难以获得工业用地支持，另一方面是一些中低端产业仍然占用大量的工业用地难以退出，其关键是在园区二次开发和工业用地退出机制方面存在体制机制缺失，难以推动存量工业用地的优化调整，需要通过工业用地管理体制和收益分配机制方面的创新，突破土地流动障碍，为上海制造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的空间支持。
五是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支持。上海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产业和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的发展特征，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支持。对于创新导向的初创型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点领域，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特别是国家和地方产业基金支持；对于逐步进入成熟阶段的产业，应该逐步减少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强化包括技术平台建设等在内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支持；对于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型产业领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完善竞争政策，在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中，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重点企业。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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