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如同生活。”“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我当时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国路上一座破破烂烂的炸后修复的‘大楼’。我四周的建筑物、街道、人同市声就和小说中的一样。……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距今已整整七十年。与《寒夜》同时期,其他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走向成熟。在由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共同举行的纪念《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联芬指出,《寒夜》的叙事较巴金以往任何小说都具有更复杂的意蕴,“如果说《家》中的大家庭,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标本,《寒夜》则提供了五四以后夫妻小家庭的典型个案。”
”与《家》一样,青年一代依然是悲剧的承受者,但造成悲剧的原因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封建专制的压迫’——如高老太爷的专断,冯乐山的虚伪都不复存在,悲剧进入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在夫妻长幼的性格、志趣、个性的种种差异中,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发生了,延续了,发酵了,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怡说,写作《寒夜》的巴金已不像写作《家》时那样单纯和绝对,从《寒夜》中甚至还能读出巴金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难以言明的复杂心态,这是《家》的时代难以想象的。这样的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态度不仅见于《寒夜》,也见于《寒夜》时代的其他小说,例如《憩园》中的杨梦痴,按照《家》的反叛逻辑,完全就是克安、克定那样的“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但面对这位依恋故园的“不肖之子”,巴金和他笔下的“我”一样,少年的批判已转化为中年的同情,“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在李怡看来,巴金由《家》步入《寒夜》,艺术风格的成熟仅仅是更重要的演变所派生的结果。最值得重视的是新文学已从青春写作步入稳定的中年写作,从创作《家》的27岁到创作《寒夜》的40岁,巴金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苦闷中年的转身。巴金先生曾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中年巴金的真正成熟是跳出了早年的“线性进步观”,重新在人生与人性的深层来读解中国人的命运。巴金小说的道路,证明了新文学具有面对复杂问题、解决疑难杂症的巨大能力。
《寒夜》曾被多次改编为影视剧,1955年在香港拍摄的电影《寒夜》是当年十大粤语名片之一,讲述了汪文宣一家在战争中的生活故事、战争对理想的毁灭。1984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寒夜》由潘虹、许还山、林默予等主演,获得了文化部1985年优秀影片奖、香港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证书及法国第38届戛纳电影节荣誉证书。进入新世纪后,电视剧《寒夜》则由宗福先编剧,孔刚、陈烈执导,赵文瑄、刘涛、吕中及董勇等主演。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田悦芳指出,影视改编增加了阐释作品意蕴的新的可能性,《寒夜》影视改编个案不仅为现代文学资源的有效开掘与文化传承提供启示,也为当下影视文化发展尤其是名著改编、“剧本荒”问题提供借鉴,国内现代文学资源仍有巨大开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