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为何被炸?

海上记忆 2015-08-17 06:00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占彪
商务印书馆不遗余力地通过文化教育出版来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从而反抗日本侵略压迫,是日本对商务印书馆“下死手”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1931年日寇侵犯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抗日名将吉鸿昌被安排远赴海外游历考察,他路过比利时的鲁汶(Louvain)时,为鲁汶大学图书馆曾在欧战时为战火所毁坏而痛心。他说:“罗文大学最著名之图书馆亦于此时付之回禄。在巴黎和会中虽规定由德国赔款偿书,以后并由美国慷慨捐资,面目已复旧观,惟内藏古籍多属非用金钱可购之物。欲图恢复,绝不可能。近代战争破坏力之伟大,思之令人心痛……兵凶战危,即不得已而用,亦当对于生命财产及在学术历史上富有价值之古迹,尽量的避免破坏,此则凡我武装同志所当注意者也。”

 

可是,就在吉鸿昌为鲁汶大学图书馆被毁扼腕痛惜后不久,1932年日本人却用炸弹将我国最早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及其东方图书馆化为焦土和灰烬。

 

“九一八”后,得寸进尺的日本于1932年1月28日深夜十一时突然侵犯闸北,挑起“一二八”战事,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抗击顽敌。次日十时,日本飞机多架向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下六枚炸弹。中国最大文化出版机关之商务印书馆总厂被炸,顿时浓烟蔽日,机器尽毁,大火一度殃及东方图书馆。“古籍孤本,尽付一炬。”悍然攻击一纯粹的私人文化事业,“此种惨酷灭绝人道之手段,纵在正式交战国之间亦极罕见。”对暴日的不可理喻之行为,中外震惊,人神共愤。

 

就在商务印书馆总厂被炸毁后的第四日,二月一日晨八时许,苦心经营三十余年,庋藏四十六万册,荟萃中外古籍善本,服务公众学子的东方图书馆又复起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

 

翻看八十多年前的这本纸质脆黄的《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小册子,凡略具良知和人性的人,都有钝刀割肉之痛。真可谓“满纸锥心言,一把辛酸泪”。东方图书馆的珍藏同样如是。且不论普通藏书,光就善本图书而论,东方图书馆就收藏有3745种、35083册 “旧四部各书”(其中有宋版、元版、明版、清版、抄本、批校本、稿本、杂本等),加上当时尚未鉴别整理的扬州何氏藏书约四万册。

(苦心经营三十余年,庋藏四十六万册,荟萃中外古籍善本,服务公众学子的东方图书馆书库与阅览室)

 

唯一让人略感安慰的是,这其中五千余册善本寄存于金城银行仓库,幸免劫火。除去善本图书外,东方图书馆的方志在全国图书馆收藏中可谓最丰最全。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2081种,它收藏有1753种,达全部收藏的84%。共计2641种,25681册,其中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

 

这些普通善本图书,除图片照片外,总数达463083册。“吾国各公众图书馆藏书之富,在当时殆以东方图书馆为首”。而这些珍贵古籍善本都为日人放火、焚毁无余。一手经办东方图书馆的张元济在图书馆被毁后,“呜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沉痛地说:“工厂的机器设施,毁了都可以重建,惟有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图书,失而不可复得,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可以说,有形物质的损失固然值得铭记,但对无形精神上损失更需牢记。报上舆论沉痛地说,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被毁“盖一种非金钱所可胜计之文化的损失也”。“其损失非金钱可计,论者多谓此馆之毁,非金钱上损失,乃文化上损失也”。“东方图书馆被毁损失虽专家亦不能计算之,盖非金钱数目所能计算也。一言以蔽之,即世界文化上财富从此亡其不可复得之重要部分而已。”

 

因此,从此一意义来看,商务印书馆被炸,特别是东方图书馆焚毁,当自有其特别的意义所在。

 

然而,对于这样一件“贼文明而羞人类”的事情,有的日本人却装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面对中外人士的震惊和痛惜、愤怒和谴责,日本却是不能长久假装若无其事的,它必须回答“为什么要炸毁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图书馆这样的文化机构”这个问题。今天的我们其实也在提问和回答,比如人们常倾向从“文化灭绝”的角度来解释日本的残暴行为。而日本人的解释更是“有趣”,事件发生不久,日人就发出一些诸如“内藏便衣论”、“煽动反日论”、“不可避免论”之类的“宏论”。

 

下面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答案。

 

当赴上海视察的日本基督教传教士八人向上海日侨询问这个问题时,上海日本侨民联合会会长河端称,日军这样做是为了“自卫”。

 

“商务印书馆不但为排日宣传之中心,且当冲突时,为闸北中国军队主要防御地,轰击日军而落入公共租界内之炮弹即大都由此方面发出。故商务印书馆之被毁,在文化上因甚觉可惜,而在战略上观之,则在当时固绝对必要者也。”(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1932年7月版,第24页)

 

他说得很清楚,因为,一、商务印书馆向来为“排日宣传之中心”;二、商务印书馆今天是中国军队的阵地。

 

对于日本此番言论,商务印书馆立即予以驳斥:

 

对于“排日说”,商务印书馆曾针对《密靳氏评论报》上类似的论点有所声明。声明称“本馆教科书采用外交史材料意在供给事实,中国国际事实有历史价值者颇多。本馆编译方针向主真实,有时因真实之故开罪他人,在所不免,然若认求真为‘煽动’则纯属误会矣。”只准你侵略杀人,不准人开口喊冤,你开口,就是“排日”,我就炸你,这是日本的逻辑。

 

对于“阵地说”,商务印书馆称此乃“因果倒置”。在商务被炸之前,并无所谓中国便衣军人,“在日军飞机掷弹轰炸之前,本馆总厂及各附属机关中绝无军队或便衣兵士踪迹,战起翌晨,日机即绕厂低飞,频频投弹,驻厂看守之人非但无法灌救,且亦不敢逗留,但在离厂之前佥谓中国兵士绝未入内。”

 

《密勒氏评论报》亦站出来称,“就本报所知,当沪变期间,凡沿租界边疆十余处以观察闸北战事之各中立国军事观察者均能出而证明该馆厂屋并未被华军用为堡垒,该馆厂屋深处华军防线之内,且于战事初起之第一日即被炸毁。后来华军被迫后退时,确曾用该馆颓垣为战壕,然战事初起时该馆厂屋并未被用,则确系显然之事实。”那么,称商务印书馆为中国军队阵地,不是 “睁眼说瞎话”吗?

 

难怪外国评论家吴海德(H.G.W.Woodhead)也不由叹称,“日本人诚无愧为世界上最劣之宣传家”。

 

那么,日本人为何要炸毁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不遗余力地通过文化教育出版来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从而反抗日本侵略压迫,是日本对商务印书馆“下死手”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自然,日本人的炸弹虽然让这个庞大的出版机构跌倒,但却不能使它从此趴下。王云五同年十月复刊的《东方杂志》卷首语中称今天我们恢复商务印书馆,已经并不是基于企业的发展,亦不是基于文化的考量,“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还要指出的是,除去“趁乱”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外,日本还蓄意焚炸上海三友实业社,“因为三友实业社,为我国唯一大规模之国货制品与销售之经营,因我方排日货,日人恨之已久,故当沪案发生后,即将三友实业社焚毁,其残暴行劫,巳达是高峰。”凡是他们忌恨的,都在他们挑起的冲突中顺便施以报复。这是日人的用心。

 

可以说,在日本窥视进逼,中国国事维艰之时分,“商务人”固然没有奔赴沙场,慷慨杀敌,但他们却以铅字为枪弹,以印刷厂为战场,向着日本侵略者发起冲锋,为我们的抗日爱国运动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段历史,应该被铭记。

 

(本文由《档案春秋》授权转载,文章内容有删节。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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