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汉武帝与汉武帝时代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自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位54年。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地位。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对于汉武帝，《汉书·武帝纪》赞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前汉纪》赞曰：“《本纪》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帝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材”与“才”虽然写法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东汉学者应劭有“冠于百王”的评价。曹植也赞扬汉武帝“功越百王”。明代思想家李贽称汉武帝为“千古大圣”，以为“不可轻议”，又说“孝武乃大有为之圣人也”，“有为之功业已大矣”。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在为金惠著《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中说：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汉武帝应当是这样的人物。

一、中国古史的英雄时代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成果。按照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语中的说法，汉武帝“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他的功业，其实是当时“海内”“俊茂”们共同创立的。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的赞语中写道：“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说这几个人物都是平民出身，有在乡下放猪、放羊的，即“远迹羊豕之间”，如果不是遇到汉武帝的话，不可能成为参与国家高层行政管理的官员。其中还写道：“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是说其中包括桑弘羊、卫青、金日都是出身很低下的人。他最后说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就是说汉王朝搜罗、聚集的人才，在汉武帝时代是最显著、最突出的。

班固还列举了很多重要人物，有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如“儒雅”之士——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之士——石建、石庆；“质直”之士——汲黯、卜式；“推贤”之士——韩安国、郑当时；“定令”之士——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严助、朱买臣；“历数”之士——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李延年；“运筹”之士——桑弘羊；“奉使”之士——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卫青、霍去病；“受遗”之士——霍光、金日。这些都是在历史上留有盛名的人物，而“其余不可胜纪”。所以，班固总结说：“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二、汉武帝征伐匈奴

自秦始皇以来，中原就为对付北方的匈奴倾注了很多的力量，甚至可以说秦王朝最后的崩溃，也和与匈奴的战争有关。陈胜、吴广就是被派到北边的长城线上去驻守的士兵，中途发动了起义，致使秦王朝灭亡。

在汉初的时候，匈奴每年都有突破长城防线侵扰内地的行为。但是，由于当时国力不足，汉王朝的执政者不得不对匈奴采取退让的态度，以“和亲”的方式求得和平。到了汉武帝时期形势更为严峻，由于匈奴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压迫着中原北部边境，使农耕生产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匈奴骑兵甚至曾经侵扰到长安邻近地区。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为严重、最为困难的问题。汉武帝作为表现出非凡胆识和气魄的帝王，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反侵略战争。可以说，汉朝被匈奴欺负了几十年，到了汉武帝时，才真正有了还手的可能性。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为目的的战争性质。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牵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实际上汉武帝的征伐是在四个方向同时进行的，在《史记·平准书》里记载了当时讨论天下财政危机时候的几段话。第一段：“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是说征服南越，使得江淮地方受到的经济压力比较沉重。第二段：“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信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是说开通西南夷，对贵州、云南以及四川等偏远地方的征服，使得巴蜀的民众受到的压力很大。第三段：“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是说征服朝鲜，使得今天环渤海地区，辽宁、河北、山东地方的民众付出很多。第四段：“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这段话是说与前面三个方向的作战不同，那些只是使局部地区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而与匈奴的战争则是“天下苦其劳”，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的战争。

汉武帝在这四个方向上的有力推进，使得汉文化得以向四方传播，对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及时代精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确定了后来的中华帝国的基本版图。“事两越”，征服了岭南地区；通西南夷，是在西南方向（贵州、云南）做拓展疆土的努力；在朝鲜置郡，使得今天朝鲜半岛的北部被汉帝国所占有；和匈奴作战则是在整个北边，即在长城线上，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以及新疆，这样一个所谓“万五千余里”的地区与匈奴对决。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争，汉朝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不仅保证了中原农耕生产秩序的安定，也使汉王朝在北边的开发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当时，汉武帝在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并将数以十万计的移民迁徙到这里来，以军屯和民屯的方式对这个地区进行开发，使得这个地方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三、张骞“凿空”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36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

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汉中人张骞应募，率众100余人在建元二年（前139）出发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长期拘禁，历时10年左右的时间方得逃脱。张骞继续履行使命，又西越葱岭，行至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东向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张骞只得东返回到大夏，然后改由南道回归。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13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

张骞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关于西域的丰富知识，同时将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张骞之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的变化，汉王朝才开始真正地面对世界。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张骞出使西域称作“凿空”，即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出行。“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史记·大宛列传》）裴骃《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张骞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对于发展中西交通的功绩，从这一角度讲确有“凿空”的意义。西域的良马、骆驼、驴、骡，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原的，成了中原重要的交通工具。

张维华先生在《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中说：张骞通西域，“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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