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
2015-04-14 10:17
葛剑雄、周振鹤、谢遐龄、俞吾金等复旦大学的这批教授都是当代学界响当当的领军人物。还有一批先是著名学者后来走向政界、商界的人物，诸如王沪宁教授、秦绍德教授、程天权教授、王战教授、陈伟恕教授，等等。现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领域不同，职业不同，或许性格迥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在同一时期（1979年——1982年），在同一幢楼里学习生活了三年。这幢楼就是复旦大学十号楼学生宿舍楼——当年的研究生楼。
十号楼在复旦校园围墙的最东头，是复旦园里惟一东西朝向的楼。当年，或许现在仍旧是，复旦园里最小最破旧的学生宿舍。文革后最早的两批文科研究生（1979年春和1979年秋入学）近百人曾集中在此寄居。据我所知，这百来名当时的穷学子，如今都已是各大学、研究所的著名教授、学者，一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十号楼是名副其实的教授的摇篮。
很有幸，我也在十号楼孵了三年，和现时那批名教授，当年的穷学生从相识到相知，成为学业上的挚友。《新民周刊》2005年第5期的封面人物——上实集团副董事长陈伟恕一副儒商的形象，当年，在十号楼，他的宿舍里，我向他讨教经济上一些概念时，我们可是赤膊相见的——天热，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一谈就是一小时。
我是1979年秋入学的，住在101室——十号楼进门柱的第一间，和秦绍德、陈大维等人同住一室。
在101室三年，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冷”和“热”。101室朝西，冬天，冰冽的寒风无孔不入钻入室内，101室成了名副其实的冰窖。每天早晨起床，挂在床头的毛巾冻得像铁片一样硬；夏天，西晒的太阳使宿舍每一处都热得发烫。记得有一次，一名大学同班同学下午四点来访，穿着短裤，刚坐在方凳上，像触电一样尖叫着跳起来，低头一看，大腿已烫起一块红印。
苦不苦？现在回想起来，论物质条件，那时生活确实苦。但是，在当时，我们这批研究生们几乎天天都在快乐之中。我们把自己比作“老鼠跳进米缸里”。你想，我们这批研究生90%左右是文革时毕业的一批老大学生。在大学号称有五年，但两年文革，一年半下乡搞“四清”，有多少时间在校读书？毕业后被分到“五湖四海”“天涯海角”，基本上都在穷乡僻壤，想读书却无书可读。现在回校读研，就在书的海洋里，有书读，有好书读，有自己喜欢的书读，哪能不快乐？
当年读研究生时，我们都是三十出头的人，青春的最后几年，我们基本上就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度过的。用“抓紧一切时间”来概括当年读书的情景决不是夸张之词。
当时复旦大学的食堂少，每次吃饭都排老长的队。我们嫌排队费时间，常常是到食堂将关门时才冲进去。有时，早上买几只馒头，中午在图书馆冲一杯白开水，对付着一顿中饭。所以，到傍晚回到宿舍，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有天，我和秦绍德到晚上六点半方去食堂打饭。食堂只有一只窗口还开着，所有菜都卖光，只有东坡肉有剩余。那位老师傅就把桶里的所有东坡肉肉沫肉汁都给了我们，满满的两大瓷碗，外加四两饭。我俩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个精光，吃光后才感到肚子胀，还得以后三天见肉就恶心。去年，秦绍德和我路过十号楼，谈起此事还心有余悸，说：“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次吃那么多肉。”
三年时间，我们看过多少书已记不清，但我们手抄的资料很清楚。那时课没有复印机、电脑，资料全凭手抄。我为了写硕士论文《中国报刊文体发展概要》（1985年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抄了三十万字左右的资料。陈大维在两年半时间，通读了四十多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写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那时候，要查找资料真不容易，查到一份有用的资料真像叫花子拾到一块金砖那么令人兴奋。
学校的图书馆找不到相关资料，我们就去徐家汇藏书楼。从复旦到徐家汇要横穿上海。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得起床，坐公交车到徐家汇一般七点半，在路旁的小摊上喝一碗豆浆加大饼油条，八点钟图书馆一开门就冲进楼查资料，十二点钟被工作人员赶出楼去，下午一点钟再过去，六点钟再坐车回来。冬天，天亮得晚，黑得也早，在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们顶着星星出门，迎着路灯回宿舍。我要查的是清朝后期，民国早期的报纸，那时馆藏的珍贵资料。为了要份报纸，工作人员到楼内去翻找，有时一等就是一个小时，报纸拿出来了，必须是工作人员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看完一页，她再翻一页给我看。有时候，工作人员很不耐烦，劈头盖脑数落我一顿，我都不敢吭一声，只怕得罪她，不给我翻了。但终究，我们能满载而归——查到毕业论文足够的资料。
查到一份好资料，读到一本好书，那就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快乐。记得1981年春上，和我同班的女同学俞璟璐觅得一本英文原版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著《四种报刊理论》。她到我们宿舍译了几段给我听，令我们眼界大开。但陈大维、秦绍德读的是俄语，我在中学、大学也读俄语，为了考研，才临时突击学英语，看英文原版也困难。只好央求俞璟璐翻给我们听。于是，俞璟璐边看边口译，我们三个人就记，俞璟璐本科是英文系，她译得快，我们只好跟着快速记。从早晨九、十点钟样子，一直记到下午五点，她嘴没停，我们笔没停。到吃晚饭时，手都拿不起筷子。以后的两、三天，我们三人一边对笔记，一边讨论。这本书给我打开了读书的视野。我们深感：文革动乱，不但使我国的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在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学者的研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按着这个想法，我后来努力找英文原版看，不但让我粗粗了解了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也让阅读英文的水平突飞猛进。再到后来，西方媒体成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
读书的快乐是不能独享的。每日的晚餐是我们相互交流一天所得的时间，而最热闹的是晚上十一点钟熄灯以后的“床头夜谈”。捕到一个话题就展开讨论，而且往往会演绎“床头夜吵”——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这当然不只是我们一个宿舍，深夜，十号楼的宿舍里时时会爆出大声嚷嚷的争论声。于是，其他宿舍会吼出“别吵了，明天再争论，睡觉啦”，引来整个大楼一片哄笑。平息了一阵后，冷不防，别的宿舍却又爆出新的争论话题。现在每当我经过十号楼，我禁不住停下来流连徘徊，笑声、争论声、读书声，音犹在耳。
复旦十号楼，我们学业的基地，我们曾经的精神家园，让我永远怀念。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校友会”。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