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赵祖康在兴国路324号

1985年的一个夏日，刚入夜，兴国路324号花园别墅前的草坪热闹了起来。

周边的居民早早吃好晚饭都过来了。新华街道泰安居委这晚在这里举办纳凉晚会。有人带来了孩子，有人带来了蒲扇和小板凳。小花园里也来了音乐家贺绿汀，他也是一放下碗筷就过来了。坐在居民里的，还有戏剧家黄佐临、画家申石伽。这一晚，他们的身份不是知名人士，而是住在这一社区的普通居民，他们来和大家一起乘凉。

灯光亮起来了，有人在花园里唱歌，画家当场题词助兴。就在纳凉的人群里，还有一位老人，也微笑着和大家一起纳凉。他就是兴国路324号花园别墅当时的住户，时年85岁的赵祖康。

从1958年入住，到1995年去世，赵祖康在这里度过了近40年光阴。他的孩子们也在这里结束了学生生涯，进入社会。两代人在此见证上海的沧桑变化，也在这里完成交接棒，各自出发，融入上海又一段精彩旅程。

赵祖康（左）、王月英（李小姐）、钱挹珊（右）1982年在兴国路324号的花园合影

五天四夜的代理市长

1945年，以抗战结束为契机，赵祖康一家从重庆回到上海。赵国通此时5岁，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故乡。

赵祖康在兴国路寓所

出生于松江的赵祖康从小深受孙中山“工程救国”的熏陶，立志从事交通事业，报效国家。1922年，赵祖康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道路和市政工程，并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道路会议，考察了美德等地的现代公路市政建设。1931年回国后，他一直在交通部门任职，领导修建了西兰、西汉、滇缅和乐西等抗战主干线。1943年起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战时运输局顾问。

抗战胜利后，赵祖康带着家人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兼管全上海的公园。他们一家先被安排暂住在虹口公园靠马路的一处小别墅，后自己掏钱向一位多米尼加商人租下一处位于敦信路（今武夷路）的别墅居住。

1948年底，战事吃紧，赵祖康带着大女儿和二女儿留在上海，妻子带着赵祖康的母亲、幼女和两个儿子离开上海，避居福州。正是在此期间，赵祖康开始接触在沪地下党。1949年2月，他和世交好友的女儿钱挹珊夫妇吃饭，座中来了一位朴先生和一位李小姐（真名王月英），两人正是地下党员。1949年3月，赵祖康参加中国工程师协会代表团，与侯德榜、茅以升等专家联名上书，要求各项军事活动要保护厂矿、交通、学校等设施。

1949年5月初，解放大军逼近市郊。出于安全考虑，赵祖康离开偏僻的武夷路住到留美时期的好友、交通大学冶金专家梁伯高教授位于长乐路的家中。就是在这儿，赵祖康度过了作为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的五天四夜。

5月23日，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上海解放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晚，才接替吴国桢做了23天市长的陈良正打理行李准备“撤退”，匆忙之下决定让赵祖康担任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负责社会治安稳定并办理交接。

早已和地下党接触的赵祖康，将希望寄托在新中国。5月24日夜至25日，解放军占领苏州河以南整个地区，赵祖康指示各警察分局不要做任何抵抗，插白旗配合军代表接管，同时要求各局处主要负责人集中办公；25日，在民主人士颜惠庆等联系下会见中共军管会接收代表，商定照常上班、接管审核、恢复交通、保存档案等八项要求；26日上午，主持最后一次“市长办公会”传达布置各局处落实；5月28日下午，向新上海的首任市长陈毅办理交接。解放上海期间，上海市区没有一天停水停电，市民生活不受干扰，平稳进入新时代。

作为编辑部的客厅

1920年前后，兴国路填浜筑北段，翌年筑南段，以法公董局秘书名命名雷上达路(Route Legendre)，1943年以江西兴国改今名，沿路多为高级住宅。

赵祖康和家人在兴国路寓所

赵国通记得，从福州返回上海后，全家一度租住在高安路16号5楼的公寓房内。1952年左右，赵祖康一家由机关事务局安排住到衡山公园北面的荣昌路（1980年改名为德昌路）36号内的干部公寓房。1955年，赵祖康担任上海市规划局局长，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翌年，全家被安排搬入兴国路324号花园别墅，此后直到赵老去世。

在赵国通的印象里，父亲务实、低调。在赵祖康1949年的日记里，从年中到年底，记录的满满全是工作。他看得出，父亲是高兴的。

建国初期，赵祖康一直忙着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抢修上海的海塘、机场，实施肇嘉浜棚户区的改建和工人新村的兴建，规划修建人民广场、西郊公园，修通诸多主干道路。1958年入住兴国路后，担任副市长的赵祖康每天从这里出门上下班，每晚10点左右入睡。此时，几个孩子正是求学阶段，赵国通的三个姐姐分别考进北大、清华，赵国通考入同济大学。

他记得，父亲对子女的功课抓得很紧，回家第一句话就是问作业进展。但凡有利于求知的正当要求，赵祖康都会满足。看到赵国通喜欢动手，赵祖康就为这个儿子买了飞机模型制作材料，并对他的爱好多加鼓励。小儿子赵国屏住进兴国路时才10岁，他特别喜欢养小动物，赵祖康就允许孩子在花园里养鸡、鸭、羊，甚至允许他养了一整箱蜜蜂，让他进行动物养殖观察。

但在随后的“运动”中，赵祖康被迫停职。已过六旬的他顶住压力，召集了当时靠边站的许多专家、教授、老工程师到家里，将兴国路住所一楼的客厅作为编辑会议室，组织了《英汉道路工程词汇》的修订增补工作。这本书后来于1978年重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专业参考工具书。

这里走出一个院士

1982年，兴国路324号，一位曾影响了赵祖康人生轨迹的“故人”出现了——1949年2月曾同桌吃饭的“李小姐”，即王月英，和赵祖康的朋友钱挹珊一起来看望赵祖康。他们在花园里留下了一张跨越33年岁月的合影。

也是在这幢花园别墅里，赵祖康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了子女们的人生轨迹。

二女儿赵国明从北大俄罗斯文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至今在当地工作。赵祖康1961年春节后出差广东时惦念爱女，填词“蝶恋花”一首《怀同儿（国明小名）初赴内蒙古工作》：我向南行儿向北，南北迢迢，万里同春色。处处红旗情激越，临行“革命”叮咛说。

赵祖康还特地去书店买了一幅“昭君出塞”的仕女图，挂在床头墙上，每天起床看一眼。赵国通记得，1963年寒假，国明姐怀孕临产前回到兴国路家时，瘦得才七十来斤。

1979年秋天在兴国路324号家花园赵老夫妇跟长子国通夫妇孙女们留影

小儿子赵国屏没能像哥哥姐姐一样参加高考，而是于1969年赴安徽蒙城插队。他把对生物科学的爱好也带到了农村。在田头，他用粪做颗粒肥，进行过杂交玉米制种实验，还偷偷阅读《美国农业概况》。“文革”结束后，1978年，赵国屏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后又考入中科院上海植生研究所，1983年被选拔赴美深造。1990年，赵国屏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但为了等待同去的妻子也读完博士课程。赵国屏希望在美国再待几年。

赵国通记得，那段时间，素来温和的父亲多次要求他代写家书，连番催促，要求通过博士答辩的赵国屏快些归国。他对赵国通说：“我已经90岁了，我要看到赵国屏回来，他是公派的！”赵国通只得向赵国屏挑明：“他没有亲眼看到你回到他身边不放心！死不瞑目！”1992年，赵国屏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中科院，此后一直在生物工程研究领域工作，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也的确遵循父亲的志愿，将毕生所学用于报效祖国。由于领导团队在人类基因和“非典”演变基因方面做出的优秀成果，赵国屏于200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赵祖康（1900年—1995年），松江县人，道路工程及市政规划专家。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上海解放前夕任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代理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工务局局长，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2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赵国通1940年出生于重庆，赵祖康长子，上海市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