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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9 06:01
1950年10月14日，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处看守所，钟浩东一边用日文唱着他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一边从容地走出押房，坦然就义。
38年后的1988年，台湾作家蓝博洲发掘出钟浩东的故事，将之写成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之后，在侯孝贤改编的电影《悲情城市》中，凄美的“幌马车之歌”首次传入台湾人耳中。
之后，钟浩东的形象日渐丰满，而他的身份——抗日战士、台湾本省人、中共党员，以及所处的历史维度——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亲历者、“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总能对此读出不同的意义。
回到“5·20”日近的当下，在台盟上海市委、上海市台联主办的《“幌马车之歌”钟浩东蒋碧玉纪念特展》上，留着胡须、身材挺拔的蓝博洲告诉台下听众，台湾问题更多需要解决的是认同问题，“而首先要认清的，是台湾历史”。
上海市台联会会长卢丽安致辞。
“为什么可以不死，却要去死？”
同样，认识钟浩东，也要从他35年的短暂人生说起。
钟浩东，本名钟和鸣，1915年12月出生于台湾屏东。温家宝总理曾在“两会”上引用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的诗句，“原乡人的血，必须返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后面其实还有一句，“二哥如此，我亦没有例外。”这里的“二哥”，指的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钟浩东。
钟理和曾说，他这位兄弟尽管身处日据时期的台湾，但对祖国大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慕，在读高雄中学时候，曾因为“思想不稳”——反抗日本老师，以及阅读“不良书籍”——《三民主义》而受到处分。
抗日时期，钟浩东和妻子蒋碧玉回到了大陆，在广东地区参加了由丘逢甲之子丘念台领导的抗日力量“东区服务队”。抗战胜利后，他们协助旅居广州的台胞返乡，用蒋碧玉的话说，“同他们解释台湾的历史演变，以及回归祖国怀抱后所有台胞均恢复为中国国民的事实”。
蓝博洲在书中写道，民族感情让钟浩东奔赴祖国，参加抗日，而在大陆的所见所闻，又让他日渐左倾。1946年5月，回到台湾后的钟浩东，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公开身份是基隆中学校长。
1947年，“二·二八事件”事件爆发，国民党在台统治风雨飘摇。1949年6月，有人在台湾大学散发中共地下刊物《光明报》，同年8月，台湾保密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在他家中搜出印制《光明报》的器材以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1950年10月14日，因为拒绝当局“感训”，35岁的钟浩东被执行枪决。
慷慨赴死易，从容赴死难。
蓝博洲感慨，“为什么钟浩东可以不死，却要去死呢？”“究竟是什么样的觉悟，可以让一个正值青壮的生命勇敢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呢？”
图为妻子蒋碧玉抱着亡夫钟浩东的遗像。
“你们怎么会是共匪？”
感慨之余，让蓝博洲唏嘘的是，是这段历史被刻意的掩盖，以及被岁月不断冲刷、腐蚀。比如，与钟浩东一起回大陆抗日，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萧道应，当他的儿子上高中时看了《台共叛乱史》后大哭，质问母亲，“你们怎么会是共匪？”
“我们这一代人在台湾受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教育”，蓝博洲在书中写道，“白色恐怖时期，每天早上，我要穿越满墙可见例如‘谍匪就在你身边’的反共标语，来到围墙上也涂写‘反共抗俄’标语的学校。学校不定期举行‘共匪暴行’图片展览，放学回家后，电视台还继续播放反共电视剧……”
因此，要让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台湾一代人，去理解前辈走过的道路，很困难。
“基于历史不能任其失落的认识，我们要把被掩盖的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倒正过来”，从上世纪80年代中起，蓝博洲便开始探究笼罩着重重迷雾的 “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后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历史。
在后来的采访中，蓝博洲逐渐找到了钟浩东从容赴死的原因。“二·二八”事件后，广大台湾知识青年大都对“白色祖国”感到绝望，开始苦苦思索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而通过钟浩东们之口，台湾青年了解到大陆上还有一个“红色祖国”。在临刑前，钟浩东还用客家话鼓励狱友们，“他日你们出去后，一定要继续为理想奋斗！希望我们的子孙，也能为理想奋斗”。
我想，这或许就是蓝博洲将这次在上海特展上的演讲，命名为《追寻被湮没的台湾理想主义》的原因吧。
蓝博洲说，即便“白色恐怖”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钟浩东们的那段悲壮的历史也不该被遗忘。而用侯孝贤的话说，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斗牛犬，在追踪，在记录，“凡记下的就存在”。
蓝博洲资料图。
历史真相不能只讲一半
历史应该以一种“正确的方式”被打开。在演讲中，蓝博洲一直强调，他所不能接受的，是台湾某些人在刻意地曲解那段历史，为其所用。
首当其冲的，就是“二·二八”事件。如今，台湾有些人将它贴上了“台民自立论”、“民族矛盾论”的标签，进而为“台湾建国论”提供历史正当性。
在蓝博洲看来，“二·二八”与台独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从“期望”到“失望”再到“愤怒”的总爆发。摆脱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台湾，一边期盼祖国亲人的到来，能把台湾人当作自己人对待，另一方面他们对祖国知之甚少，以至于在欢迎政府时，竟把国旗给挂反了。结果，国民党当局把接收台湾变成“劫收”，最终爆发了“官逼民反”的惨剧。
亲历事件，同时也是钟浩东中共党内联络人的吴克泰，在也回忆录中写道——“二·二八”期间我自始至终在台北，从没有看到过、听到过要求“独立”的口号，事后走了许多城市和乡村，也没有听到过哪些人、哪些组织有“台湾独立”的要求。
还有一点也可资佐证，民进党一直宣称国民党政权在“迫害本省人”，而据蓝博洲调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1950年前，国民党枪决的大多数是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一方面因为他们更可能与中共地下组织有关，另一方面，外省人在台湾形单影只，迫害不会引起大风浪。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当局获得美国支持站稳脚跟后，“白色恐怖”开始在全台湾蔓延。
历史的真相不能只讲一半。蓝博洲在书中写道，“台湾人”在野心政客的长期操纵下，处于撕裂状态，而能真诚面对那段曾经真实存在却被刻意扭曲历史，做出自我反省与批判，才能避免民族内战下的历史悲剧重演。
“而我做的，就是把原先台湾的理想主义召唤回来，把台湾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竖立起来”，蓝博洲认真地说，“一旦有机会，这面旗帜还会重新飞扬”。
（题图为“悲情城市”剧照。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