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骋：翻译永远在追求第1001个哈姆雷特 　

“鲜”字如何译，真是一个翻译难题吗？6日下午，在法语翻译家马振骋的家中，82岁的老翻译家再度与上海观察记者聊起这个从上周末“思南读书会”延续下来的有趣话题。

“有些概念确实很难译”，马振骋说，不仅是在食物，更广泛的在哲学中，确有一些概念是中文有、外文无，或中文无、外文有的。“比如鲜，到底是什么感受？你可以在与外国朋友吃饭时，告诉他，这种味道就叫做‘鲜’。同样地，比如10年酿、5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一个法国人可以把其中微妙的味觉差别形容得丝丝入扣，而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体验，也没有相对应的中文词。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了一部难懂的《尤利西斯》，后来又写了一部更难懂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他深知翻译不易，但相信没有语言是不可以翻译的。我觉得他这话的道理是从最终会达到的目标而言的，什么事说着说着最后总会定下名称，那就是约定俗成。比如‘鲜’直接翻成‘xian’，约定俗成下来，就可能成为外语中的一个新词。”

在马振骋看来，类似“鲜”字如何译这样的问题，仍是翻译中的细节。“就像评价一幅画，还是要看整体。文学翻译的优劣要看整体上是否恰到好处。我不赞同一些批评家把作品中的某一句话的翻译单独拎出来进行讨论、评价，就像梵高画《麦田的乌鸦》，乌鸦寥寥几笔，单独拿出来，那几笔就不具有什么意义。”

“翻译忠实于原著”是马振骋抱持的信条。原著是翻译的基准器，必须时时对照，但科学实验室中的基准器是静止的，艺术创作的“基准器”则处于不断变易中。一部作品，由于时代不同、价值不同、思维不同、读者不同，就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有人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在我看来，1000个人读就有第1001个哈姆雷特。真正属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底什么样子？可能永远在读者的理解之外。译者也是读者，既然接受了这本书，只有把它译出来的‘华山一条路’。在时间长河中，翻译作品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也没有百分百的准确。对于译者来说，就是永远在追求那不可触及的第1001个哈姆雷特。”

马振骋说，翻译不是万能的，但翻译是不同文明交流的基础，“即便做不到十全十美也不能放弃，这就是翻译”。逐渐接近完美的翻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的翻译一定比50、60年前好，因为译者可获取的条件进步了——更通畅的交流渠道、更多版本的原著，甚至更多的字词典。翻译的快乐也在于此，文学翻译绝不是字与字的对译，句式与句式的照搬。一旦领悟以后，就要努力寻找恰如其分的句子去表述原作的本意与本色。做到形神兼备，原文与译文就如同一对舞伴形影相随，舒展自在。也如美玉遇上良工，才成为一件瑰宝艺术品。”

诚然，翻译是一项吃力难讨好的工作，译错了一目了然，译对了理所当然。马振驰幽默表示：“翻译家既然娶了一个脾气捉摸不定、又容易被人指指点点的爱妻，那就好好伺候她，与她忠贞不渝地过日子吧。当读者在灯下读了你的译作，合上书看封面，记住了你的名字，感谢你带给他好书，这是多么美妙的犒赏。”

马振骋的案头摆放着正在翻译的原稿和手写译稿。他说，翻译过程中，最快乐的是不断校对、推敲。 施晨露 摄

【人物小传】

马振骋  1934年生于上海，法国文学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的大地》（1981）、《小王子》（1989），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1985），高乃依的《贺拉斯》（1990），萨巴蒂埃的《瑞典火柴》（1994），米歇尔·德·蒙田的《蒙田随笔》（部分，1997）、《雷蒙·塞邦赞》（2006）、《蒙田随笔全集》（全三卷，2009），克洛德·西蒙的《大酒店》（1999），杜拉斯的《如歌的行板》、《毁灭，她说》（1999），《罗兰之歌》（1999），纪德的《田园交响曲》（1999），米兰·昆德拉的《慢》（2003）、《庆祝无意义》（2014）等。出版散文集《巴黎，人比香水神秘》、《镜子中的洛可可》、《我眼中残缺的法兰西》等。

2004年，《小王子》一书在香港被评为“十大好书”；2009年，《蒙田随笔全集》（全三卷）获得“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并被评为“2009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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