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撤并也好、“大部制”也好，终究是为了用一个“小而精”的有为政府，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育，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重塑一个“大政府”。

“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在成果面前同样重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者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常识和理性，而之所以出现过度倾斜的现象，一方面可能是某些政策的导向跑偏，一方面也是源于管理者的政绩冲动。

映射出大数据时代“透明人”无处遁形境遇的“徐玉玉案”，或是一度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猜疑的“于欢案”，又或是“聂树斌案”这样费尽周折终得纠正的冤假错案，都不只是简单的司法个案，而不同程度地指向着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关切。

一份理想的预算报告，重要就重要在，以一种精确定量的方式呈现政府行政的逻辑。

“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段，短短325字，出现了5次掌声。也就是说，总理平均念65字就获得一次掌声。

排名过多过滥，甚至曾惊动过领导层，呼吁高校理性看待，更在乎自身的底蕴和质量，而不是被五花八门的排名牵着鼻子走。但排名机构的生意，为何依然风生水起？

新领导对老领导，本来就认定“不添乱就是帮忙”。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还是因为在基层，“退二线”干部所任的“主任科员”“调研员”等职务太稀罕了。

已经有些姗姗来迟，那就不要止步于此。

沈阳交警支队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确实对“清晰”的标准没有具体细则和规定，因此“建议市民，如果（对号牌是否清晰）心里没有底，花100块钱（换牌）买个心安。”这就有点问题了。　　

由于各国对于海洋溢油处置的规则和程序不统一，易造成该赔未赔、同损不同赔的情况，容易引发矛盾和纷争。而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溢油污染损害赔偿范围较窄，可能会留下隐患。

当我们对某个个体犯下的错耿耿于怀时，我们恰恰遗忘了群体无意识时犯下的“平庸之恶”。我们不宽容他人，却轻易宽容自我。

法治的运作过程，既是适用规则的技术过程，更是用尽一切法治资源，最大限度向民众释放温情与善意的人文过程。而把员工出租房里凑钱搭伙吃饭认定为“无证从事食品经营”，进而处以15万多元的罚款，即便无过错，却也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