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高校评价体系在源头上停止“揠苗助长”，给中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做精品研究的学术生态，这条利益链上的环环相扣才能最终被打破，中国的学术研究才不会沦为“A4纸印刷”。

“原住民”是和互联网同生同长的一代，他们对于互联网的依赖感天然有别于“60后”“70后”“80后”。要对他们进行“引导”，前提是充分的理解和接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接近其想法，换得认同。年轻一代有年轻一代的习惯和方式，一味拒斥、拒绝沟通，甚至试图将他们拉回到“前互联网”的社会环境里，是不可能奏效的。

无论从技术哲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视角看，技术不可能绝对“中立”。技术完全可以对人类文明发挥绝佳的功效。但技术也可能为虎作伥，成为流量的大卖场、发泄情绪的擂台以及负能量的滋生场。这取决于技术背后的人。

对于任何贬低、抹杀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歪理，都要严肃批驳。但除此之外，企业家还需要更为具体的“定心丸”。

人的需求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而在面对具体内容时候就如水置瓶，瓶子的形状往往决定着水的形状。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说到底，狗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人的问题。

“柳青加油”“来生还做兄弟”的甚嚣尘上，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有益的社会风险提醒。

程维有次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的案头放着历史小说《战国》，他喜欢里边的一句话：“大争之世，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不过，程维可能不知道，这句原本出自《左传·昭公十年》的话，后面还有半句。

只想着模式轻赚快钱，把行业内沉重的部分都甩出去？不可能的。

一次次的事件与悲剧业已证明，滴滴没有自我纠错的决心。

一向自视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在50%的涨幅下，不少已经续不起房租了。更令人堪忧的是，一穷二白的年轻人，或许根本来不起北上广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