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航空航天领域不断传出各种振奋人心的消息。其中，上海智慧贡献良多。比如，前年发射的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试验卫星“墨子号”，就凝聚了上海科学家的智慧——“墨子号”搭载的四个有效载荷，一半由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简称“上海技物所”）研发。

回忆发射时的场景，上海技物所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时任量子卫星副总师、有效载荷总体主任设计师舒嵘依然激动满满，“当时几乎是带着‘送女儿出嫁’的心情，目送墨子号升空。”

“我小时候的玩具是实验室里的螺丝、螺母”

自打有了女儿，这位平常不苟言笑的工科男，不时露出感性一面。然而，在不到十岁的女儿眼里，从事高大上科研工作的爸爸却是个“出差的”——平均下来，舒嵘每周出差一次。

虽然聚少离多，舒嵘与女儿一直遵守几个约定：找准定位；事无大小都尽力而为；学而思、思而行、行必果；每天早晨制定当天计划，每晚总结当天的得与失。“这些都是父母对我的要求，应该算是我们的家风，”舒嵘看了一眼正在书房教孙女读英文绘本的父亲，接着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人，学习成绩也不出类拔萃。正是这些习惯的养成，让我在科研工作中不断收获、积累、进步”。

舒嵘自言比较幸运，以本科生身份进入中科院研究所，不久即挑起科研课题担子，刚过33岁就被评为研究员，现在担任研究所负责人。没有任何海外教育背景，同样取得当前成果，除了舒嵘自我定位比较准确以外，也与他从小受到的家庭熏陶有关。

舒嵘的父母都毕业于国内知名高校理工科专业，父亲是浙大物理系毕业生，母亲则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父母退休前，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上海光机所”）工作。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碌，舒嵘被寄养在外婆家，直到小学二年级才回到上海，住进上海光机所集体宿舍。这段集体宿舍生活，算是对他的一次“科学启蒙”。“我小时候的玩具都是实验室里的螺丝、螺母，”舒嵘回忆道。由此，他对实验室以及实验仪器毫不陌生。可能也与这一段经历有关，舒嵘读大学时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

父母都是科学家，却从不在学业和科研方面过多干涉舒嵘。1992年，舒嵘大学毕业，当时国内已经兴起留学热，出国深造成为不少毕业生的首选。“我东拼西凑为他准备了一万美金，想送他出国，”舒嵘的父亲并不讳言自己也曾“随大流”。不过，舒嵘却有自己的想法，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觉得自己并未想好为什么出国，不能为了出国而出国。毫无例外，舒嵘留在国内发展的想法得到父母的支持。

由于儿时受到父母以及其他科学家群体的影响，舒嵘曾有过当科学家的理想。但同样在对自己进行客观分析后，他发现，相较于基础理论研究，自己更适合工科，更适合做一名工程技术专家。也是在这一判断下，他选择了在工程技术方面具有较强实力的上海技物所，并通过了该所专家委员会12位研究员的严格面试。

“只要西方国家能够做到，中国也能做到”

舒嵘一到技物所就被分到第二研究室，这一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航空遥感技术，利用成像光谱、红外成像、激光探测等遥感手段测量和绘制各种专题图和地形图。当时，他们承接了机载三通道扫描仪、机载激光三维成像仪、机载推帚式高光谱成像仪等研制任务。

有一次，他到马来西亚执行机载实验时，突遇机器故障，所有数据都不能显示。当时，连马方人员都劝他返回到地面，待检查出原因后再进行实验。然而，舒嵘却凭借自己的实战经验，在不停航的情况下很快排除了故障。让马方科研人员连连称赞的他，那时只有25岁。

没有出国留学的舒嵘，在2000年前后曾到访过欧洲多国以及美国。舒嵘父亲至今仍记得他回国时说的一句话，“只要西方国家能够做到，中国也能做到，而且不比别人做得差”。

“行必果”的家风在舒嵘身上得到了体现。当年，嫦娥一号卫星激光高度计刚立项。作为项目牵头人的上海技物所一直在寻觅着“另一半”——可满足太空苛刻环境的高性能激光器。“其实完全可以向国外订货。不过，舒嵘却想到了与我的工作单位（指上海光机所）一起研发。”舒嵘父亲回忆道。

上海光机所拥有40多年强激光技术研究的深厚功底，但缺乏航天工程任务研制经验，而后者恰恰又是上海技物所的长项。为何不扶持上海光机所来完成此器件的承接？有了这一想法之后，舒嵘立刻行动起来，最终促成“空间激光主动探测技术研究集体”的形成。

经过长期的技术合作攻关，激光器最后完全依赖国产，省下的不仅是数百万美元的外汇，还成长起一支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队伍。

“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日省三身的舒嵘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由于本科学的是纯工科专业，科研领域是光电为主的理工科相结合学科。对他来说，这是最大短板。

工作6年后，1998年，舒嵘开始以在职身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除了第一年在中科大集中学习基础课以外，其余时间均在技物所边读书边工作。同时，舒嵘也开始带领科研队伍。2000年，第二研究室接下了一个863项目的子课题，研制海洋赤潮监测成像光谱仪，不到30岁的他首次以相当于课题组长的身份带领一支科研团队。

经过多年科研项目的锤炼，舒嵘挑起的大梁越来越多，除了“量子号”，他还承担了多个国家重大专项，包括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GXX-7卫星激光测高仪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月球探测与载人航天工程嫦娥三号着陆器GNC分系统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技术负责人，以及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工程有效载荷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主任设计师等。

虽然是一名“70后”，舒嵘已经获得了不少荣誉，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誉等身，但他依然清醒。“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名工程师，现在则对科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完美，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高处不胜寒，要想争夺第一，就要面临“无人区”的压力。“在科研的‘无人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继承，没有东西能参照，每一步都要自己踩下去、走出来。”虽然，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诸多技术困难，“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要加班加点，或者没日没夜，但是总觉得希望就在前方，曙光就在前方。”舒嵘说。

现在，既是研究员，又是上海技物所副所长，舒嵘需要平衡行政工作与科研工作间的关系。“白天是科研管理者，晚上是科研工作者”，这是舒嵘对自己当前工作状态的定位。当然，舒嵘需要平衡的还有很多。“我们也知道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因此，我们的党支部活动基本以亲子活动为主。” 成为“科研管理者”之后，舒嵘总是提醒年轻人在投身科研的同时，不要忘记回归家庭。

舒嵘也以身作则，“只要我在家，女儿的床边故事都由我承包。”采访一结束，舒嵘就要赶往虹桥机场乘坐飞机去北京出差。临出门前，女儿跑过来为爸爸送行，“爸爸，一路顺风，故事书我已经夹好书签，等你回来继续给我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