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北》是“寄妻”诗，这纯粹属于“误读”。然而，此诗就一直在这样“误读”着。原因很简单，因为古人这么说了。

古人这么说的，千百年沿袭，不敢怀疑，不能怀疑，几乎所有的注本都这么说，所有的研究都这么认，所有的课堂都这么讲。包括笔者本人，原先也是这么认识的。

削足适履之嫌

非常显见的事实，此诗并非“寄妻”，古人为了牵强“寄妻”说，于是改题目，于是改时间。

改题目，即将“北”改为“内”。改题目的是宋人洪迈，他为了使自己的“寄妻”误读让人信服，在《万首唐人绝句》里竟将该诗题目改为《夜雨寄内》。此改遭到此后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著名李商隐学者叶葱奇就直接批评说：“‘寄北’，《万首唐人绝句》作‘寄内’，乃宋·洪迈臆改。商隐寄家诗，概不显标于题。”（《李商隐诗集疏注》）似乎也是宋人，开始了“寄妻”说。

改时间，即将写作时间提前四年多。改时间的是清人冯浩，他与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于大中二年（848）有过巴蜀之游，寄北诗亦写于其间。冯浩考证说，大中二年商隐在桂州郑亚幕，是年春亚贬，“义山即由水程历长沙、荆门”，于次年回到长安。其间“有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之程焉”。于是，冯注曰：“语浅情深，是寄内也。然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当仍作‘寄北’。此时义山于巴蜀间兼有水陆之程，玩诸诗自见，但无可细分确指。”冯氏说法，为历史学家岑仲勉、陈寅恪所反驳，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中指出所谓巴蜀之程并不存在。刘学锴、余恕诚也认为“此说之谬显然”。他们也提出了“寄友”说，认为：“此诗情味，显系长期留滞，归期无日之况，与客途稍作羁留者有别。……当是梓幕思归寄酬京华友人之作，确年不可考，约在梓幕后期。”（《李商隐诗歌集解》）既然在时间上就没有这个写作的可能，为什么思维还要定势在“寄妻”上呢？其中有一个非常滑稽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此诗写得婉转缠绵而思念深切，且又因“不标明题目”，也就判断为“寄妻”诗了。

其实，《夜雨寄北》怎么读怎么也不像是“寄妻”的。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说：“唐人诗被宋人说坏，被明人学坏，不知比兴而说诗，开口便错。”他这是就读李商隐诗而言的。李商隐的诗擅用比兴，幽微含蓄，隐晦曲折，寄托甚深，他是很不情愿将诗写得浅直晓白的。从主观上说，李商隐“刻意”为诗，很少率笔成咏，不会轻易出语；从客观上说，其诗言辞闪烁，讳莫如深，晦涩朦胧，叫人颇费猜疑，真个是“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叶燮《原诗》就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而如果我们真要将其读作“寄妻”诗了，那么也就大大地弱化了此诗的艺术含量，也大大地简单化了李商隐其人。从其诗题“寄北”看，故意不明对象指向，存心让人费思量。既然是寄人，为什么不明言寄谁呢？擅长典故、深于象征暗示的李商隐，其所寄对象用“北”代，肯定有所深意。结合诗意看，诗人似有什么隐情不好出口，或有什么欲求不便直说，反正是让人感到他对此寄的期望值很高，而其期待也特别强烈。那么，此寄是谁呢？

他们到底啥关系

巴山夜话，李商隐所迫切需要与之“夜话”的那个“君”是谁呢？我们以为，最有可能是令狐绹。

令狐绹何许人？这也是个被“妖魔化”的人，臭名几与李林甫同。史称李商隐深受令狐绹打压。《旧唐书•文苑传•李商隐》说：“（绹）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新唐书•文艺传•李商隐》则说：“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这真是一桩千古冤假错案。事实上令狐绹帮李商隐曾几出援手。商隐登进士第，靠令狐绹之力，这在《新唐书》中就有明确记载：“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这在商隐《与陶进士书》等诗文中也有自述。商隐还因令狐绹的关系，曾在长安任京兆府掾曹、太学博士等职。李商隐执著仕进，三次离家远游而依人作幕：大中元年至二年（847—848）在桂林郑亚幕；大中三年至五年（849—851）春在徐州卢弘止幕；大中五年冬至十年（851—856）春在梓州柳仲郢幕。后人评价说他“始终只被视作一个文牍之才”。那么，李商隐应该是个什么才呢？给他个什么职级的官才算是没打压他呢？文学史家苏雪林早就在《玉溪诗谜》里抱不平地说：“照《唐书》的意思，令狐做了宰相，非提拔义山至节度使不可，然则严武和杜子美也是两代交情，为什么也没有大好处给他呢？”

令狐绹之父令狐楚，出将入相，亦为天下文宗，董乃斌《锦瑟哀弦：李商隐传》里说，令狐楚“是个饱经宦海风波、富有政治经验、很有知人之智的老人”。自大和三年（829）商隐入天平幕而从为巡官始，这个老人就视商隐如亲出，可谓恩德备至，“岁给资装”，且“令与诸子游”，精心调教，亲授其官样文章之要诀。李商隐《谢书》：“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对令狐楚确也充满了感激之深情。商隐在令狐家自由进出，与令狐家公子们结交优游，攻读食宿，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开成二年（837），商隐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就婚王氏，入泾原幕”。董乃斌认为，在令狐身边的日子里，“李商隐和老二令狐绹关系更好、更谈得来一些”。苏雪林甚至指出：“根据这些诗，我们知道义山结婚王茂元家后，和令狐绹常相酬唱，义山还常住在令狐家里，两人交情并没有决裂。”

李商隐一生，用于交际的诗作，写给令狐绹的最多，如《酬别令狐补阙》《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郎中》《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和令狐八戏题二首》《令狐八拾遗绹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赠子直花下》、《子直晋昌李花》《宿晋昌亭闻惊禽》《晋昌晚归马上赠》等等，在诗的题目上赫然标明是寄赠令狐绹的，就不下二十首，还不包括题目上没有标明而其实也是寄令狐的诗。而其上令狐绹的文则有《上令狐相公状》、《上兵部相公（绹）启》、《为令狐博士绪补阙绹谢宣祭表》等十余篇。只要一读李商隐写给令狐绹的诗，其打压的结论则不攻自破矣。而从李商隐的这些寄赠诗的基本内容看，二者既是朋友关系，又是府主与幕僚的关系，还是重臣与下僚的关系，但是，最本质的关系是朋友关系，而且是关系不一般的朋友关系。叶葱奇就说过：“商隐与令狐绹唱酬诗，十九含有希冀汲引推荐之意”（《李商隐诗集疏注》）。

李商隐早在写于开成五年（840年）的五排《酬别令狐补阙》里就这样咏道：“惜别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谏草，更赋赠行诗。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令狐绹时为左补阙，李商隐就这么“要挟”，以“扫门”相逼，“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意思是如果你再不援我，我也就以魏勃见齐相曹参的方式，而早晚扫你家门了。李商隐能够对令狐绹以这种“娇嗔”口吻，可见他们的关系绝非一般。

李商隐还有一首叫《九日》的诗，写于宣宗大中三年，时郑亚贬循州刺史，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商隐自南郡归，而令狐绹时拜中书舍人，又拜御史中丞。《九日》云：“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唐摭言》本事诗记：“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意思是李商隐没有见到令狐绹便发脾气了，于诗中自比“楚客”，不避其家讳而大犯，且将这首诗题于令狐家厅壁之上。孙光宪撰《北梦琐言》卷七也载：“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我们宁可以为这不是李商隐的诗，如果真是商隐诗，那么骂他“背恩”“无行”就没有错了，同时也说明令狐绹宽容之极，大度之至。我们这么展开来说，意在以正视听，客观看待李商隐、令狐绹其人，客观评价二人关系，进而正确解读李商隐的诗。

以诗论诗的细读

艾略特认为：“诚实的批评与敏锐的鉴赏不应该着眼于诗人，而应该着眼于诗篇。”诗的背景材料固然很重要，而只有在作品中实现的意图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李商隐存诗五百九十余首，七绝一百九十二首，占总数三分之一。七绝诗的总量在唐诗大家中也仅次于白居易。纪昀《玉溪生诗说》卷上评《夜雨寄北》：“作不尽语，不免有做作态，此诗含蓄不露，却只似一气说完，故为高唱。”即此诗所以为“高唱”，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浅直明朗，而实际上意远韵长，是为“含蓄不露”也。诗作于一个秋雨之夜，写的是一个秋雨之夜的特定思绪，感情深挚绵邈而玩味不尽。诗云：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诗以答问开篇，跌宕有致而引人入胜。读懂这个“君”，是读懂全诗的关键。“君”为何人？自然不是其妻，其妻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死于商隐赴川前。即便是其妻未死，商隐寄妻诗也不用“君”呼。唐诗中用“君”无数，而用于称“妻”、称女子的仅是几特例，譬如“半缘修道半缘君”。近世也有人说“君”为温庭筠。李商隐在徐州幕时，温庭筠寄诗云：“寒蛩乍响催机杼，旅雁初来忆弟兄”（《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李商隐在川幕，也有三首诗寄赠温。然玩寄北之诗意，非寄温也。温庭筠绝不是李商隐亟不可待、急不可耐地要与之沟通的那个人。我们以为，诗里的这个“君”，须有三个条件要素：一是能够让其返北而结束其漂泊之命运者；二是与其曾有过甚密之过从的经历者；三是能够让其“撒娇”且容其倾倒苦水者。而这个“君”非令狐绹莫属也。

史载，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1）冬随柳仲郢入蜀，到大中十年（856）春返长安，此诗约写于其间的后半期。叶葱奇《年谱》曰：“商隐于徐州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令狐绹，补太学博士（正六品上阶）。妻王氏卒。会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书记，十月得见，改判上军检校工部郎中（从五品上阶）。冬差赴西川推狱。（《旧唐书·本传》、《樊南乙集序》……）”也就是说，入蜀作幕，不是令狐绹将他发配过去的，而是李商隐自己积极争取去的，因为其官品可从正六品上阶升至从五品上阶。这个仕途急切功利的人，就曾怀有“欲回天地”的高远报负。然而，入蜀之一去而旷日持久，其间荒远孤独的苦况，却是他始料未及的。玩诗意，肯定是他不止一次地寄书令狐绹。此诗之开篇，既有“君问”之欣喜，又有“未有期”之感喟。几年前他在徐州幕时尚有“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赠四同舍》）之踌躇满志，入川后便是“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之哀怨悲切也。

紧承“问”字，诗凝练出一个凄苦孤独的意象：“巴山夜雨涨秋池”。独在巴山，时已深秋，且为孤夜，更兼淫雨，池水猛涨，此情此境凄惨无比，刻骨铭心，逼人涕下。此句中情感异常丰富，既悲且怨，甚至是愤懑与绝望，显然不是由于夫妻分离而感到的痛苦，仿佛于刘禹锡“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慨叹。

“何当共剪西窗烛”句，最见其宛转变化之工夫，超越时空，将眼前跳接未来，以巴山对接北方，而示现出重逢故人的乐景欢情。“何当”二字，意谓“什么时候”或“怎么能够”，既含“未有期”的不可料定的惆怅，更多的是充满了“却话”的期待，凸显了诗人朝思暮想而重获知遇的内心梦幻。诗人非常巧妙地用“西窗”拉近了彼此距离，用青少年的回忆来打动对方，而使对方也动情于往昔的交往。“西”在古代，多与客有关，古人尊称家庭教师为“西宾”“西席”。舍房之西侧房间，即西厢或西窗，一般是书房，安置家庭教书先生，或给客人住。另，“西窗”之“窗”字，又常常连词为“窗友”、“同窗”等，更可说明《夜雨寄北》用“西窗”所要表现的正是一种会友的内容。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长安，在西窗下我们一边剪烛一边谈心。他怨不得令狐绹，但是，他很想找他深谈，倾倒在蜀期间那些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完的苦楚，以赢得令狐同情。

应该说，《夜雨寄北》中的“西窗”还不是什么典故。“西窗”意象此前出现不多，陶潜诗中有“南窗”“北窗”与“东窗”，就唯独没有“西窗”。杜甫《绝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理当是临西窗而观吧？白居易诗中倒是多次出现“西窗”的意象，如《对琴酒》云：“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又如《禁中闻蛩》云：“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再如《听弹古渌水琴曲名》云：“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慢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阴下，竟日有余清”。西窗是个读书弹琴的所在，诗人西窗独坐，西窗听虫，西窗栖阴，诗中的“西窗”似乎看不出什么爱情的信息，而只是一种审美，表现一种闲趣，作为一种表现高雅韵味的诗意象。《夜雨寄北》之后，“西窗”在诗词中频繁出现，“西窗”美的内涵和意蕴已经极其丰富：西窗映雪，西窗听雨，西窗满月，西窗遐思，西窗忆昔，西窗梦断，西窗夕照，“西窗”定格成了一种诗化美境。西窗，是窗而非窗，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符号，成为一种诗禅兼生的化境，成为一种能够唤起人们亲切好感的诗歌语言。

李商隐的诗是隐喻性的，“西窗”成为了一种象喻，“巴山夜雨”也成为了一种象喻。诗的第四句再次出现“巴山夜雨”，眼前之情境而作日后之怀想，强化了巴山之苦况。结合前述，此意尤深，此话甚妙。不晓得哪一天能返长安而相对夜谈，我一定要追述今夜作客巴山的苦况。那“巴山夜雨”之苦，可是刻骨铭心的苦啊！诗人渴念知遇之情尽出矣，满怀希望而又害怕失望，非常虔诚地投寄，也非常急迫地期待，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无依，孤单无助的形象。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评云：“绹之忘商隐，是不能念亲；商隐之望绹，是不能揆己也。”因此，这也是此诗最感人至深的地方。

俞陛云《诗境浅说》里评点寄北诗：“清空如话，一气循环，绝句中最为擅胜。诗本寄友，如闻娓娓清谈，深情弥见。”俞先生也以为此诗寄友，然没有说寄谁，也没有说所寄何以不署名。古人赠诗友人都会署上友人名号，这是礼法规矩，也是常识。因此，这就不是一般性的寄友，也不是寄一般性的友。《夜雨寄北》乃“风调”“含蓄”的象喻之作，似为弃臣与闺怨的写法。诗中所写的，不是一般的两情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渴望，一种重归于好的渴望，一种情感沟通的渴望，一种改变现状的渴望。

文本细读，且结合商隐身世经历，我们认为寄令狐绹的可能性最大。

作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