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降，徽州商帮群体异军突起。苏州、扬州、南京、杭州、松江等地，甚至流传起“无徽不成镇”的俗语；苏州评弹里，徽商还当仁不让地成了“主角”。

“外来者”成为“戏中人”，揭示出怎样的人生百态？在江南文化版图和长三角一体化时代进程中，皖南具有怎样的重要地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南开大学教授卞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晓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三大区域文化交接交融

上观：“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只因未能到徽州一游，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请问，徽州到底有什么令人“痴绝”的地方？

王振忠：对于这首诗，历来有不同解读。诗中的“黄白”，特指徽州境内的黄山和白岳，白岳就是齐云山，是当时的道教名山。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对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以及黄山、齐云山旖旎景色的赞美与神往；有人则以为，“金银气”之说，反映了汤显祖对官商往来和奢侈消费的鄙夷。

明朝中叶以后，徽州相当富庶，各地文人纷至沓来，明的是旅游，实际上是来“打秋风”，让徽州当地的官商款待他们。由此，所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说的是想见识富得流油的地方，大多要到黄山、白岳之间去游览一番。后两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指的是，尽管徽州令人向往，但作者自己不会前去追逐“金银气”。

周晓光：此诗名为《游黄山白岳不果》，诗前有一个小序：“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不果”的原因在于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不是汤显祖的主观意愿。因而，并没有特别表现出作者对这个富贵流金之地的意见。

徽州令人“痴绝”之处，一是此地自然风光秀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两次到过黄山，他赞叹：“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二是徽州商帮崛起后，“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因此，也就有了“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的风气。三是徽州自南宋以来就人文勃兴、教育发达、名人辈出，且宗族聚居、礼仪彬彬，文献典藏、名扬江南。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自然令无数人为之“痴绝”。

上观：安徽得名于安庆府和徽州府。但相较于徽州，安庆的存在感似乎没那么强？

卞利：清康熙六年，安徽单独建省，省会为安庆。因安庆附近有皖山、皖水，春秋时曾建有皖国，故安徽又简称为“皖”。

安庆是皖江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区，是《孔雀东南飞》以及“不敢越雷池一步”“六尺巷”等著名故事的发生地，是讲求辞章、义理和考据、独领统治中国文坛200余年的桐城派故里，也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为代表的徽班成长的摇篮，以及黄梅戏形成和发展的地方。

周晓光：安庆的存在感、知名度不如徽州，应该说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安庆虽文化发达，但相对来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区。而徽州在南宋之后就形成了有个性特征的、统一的徽文化区，且深刻影响周边地区；二是安庆有黄梅戏和桐城派等文化亮点，但不如徽州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成派成帮；三是徽商的出现带来徽州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而安庆没有形成有全国影响的商帮。此外，在学术界，关于徽州文化的研究还有一门综合性学科“徽学”，而安庆文化的相关研究和宣传尚处于散淡的状态。

其实，安庆府在历史上是有着自身的特色。特别是科举时代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清廉勤勉”政治文化，在今天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上观：在清朝的“内地十八省”中，安徽算是“小字辈”。请问，它为何建省如此之晚？

王振忠：安徽省在清初为江南省的一部分。江南省包括现在的江苏和安徽二地，因其幅员太过辽阔，故到清朝前期分省势在必行。

卞利：安徽“脉理萦带，动关数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由于“中贯大江，北沿淮水”，因而又可以自然划分为淮北地区、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三个不同区域，进而分别形成了皖北、皖江和皖南三大区域文化。这是安徽建省较晚的重要影响因素。

应当看到的是，伴随我国经济和文化重心自东汉末年以后的不断南移，安徽内部的经济文化整合同样呈现自北向南的趋势。至少在北宋中叶以前，淮北地区以老子、庄子道家思想为代表的老庄文化，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皖南皖北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以后，僻处江南山区的宣州和歙州（徽州），借助毗邻当时首都杭州的区位优势，后来居上，不仅徽商崛起，而且涌现出一批文化巨匠。由此，安徽境内的区域文化实现了历史性交接与交融。

徽商聚散主导市镇兴衰

上观：有种说法提出，在江南文化的版图中，皖南看上去像是个“外来者”。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唐力行：这是一个涉及江南地区、江南文化边界的重要问题。如果说江南只是环太湖地区，包括苏松常杭嘉湖，那徽州就是“外来者”。但如果从安徽与苏南、浙北长期以来同属一个行政区域的划分来看，那皖南就不是局外人。

事实上，不管就环太湖的“小江南”而言，还是以长三角为腹地的“大江南”来说，徽州人始终是一股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这里，有一个前提需要弄清楚，那就是江南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区域是在历史互动中形成的。

首先是南北互动。历史上北方人民的三次大规模南迁以及隋朝大运河的开通，让江南经济逐步赶上并超过北方。文化的传承与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从中原的儒学到宋代江南的新安理学遥相呼应。

接下来是江南内部的互动，大致可说是东西互动。一方面，北方移民进一步向江南山地移动，江南西部由此得以开发。另一方面，明清以来长江的重要性日渐显现，东西互动的比重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徽商在当时的江南中心苏州以及众多江南市镇，造就了一个由坐贾、行商和海商而构成的巨大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又使苏州和徽州、平原和山地的互动更加频繁和密切，以至于民间流传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

周晓光：在整个江南文化的版图中，皖南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一，失去皖南文化，江南文化版图是不完整的。第二，皖南文化的内容和特色，深刻影响江南其他区域的文化。第三，皖南文化与江南其他区域文化的互动，是提升江南文化影响力、促进江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比如，清代戴震等徽派朴学名家与吴派惠栋等人的切磋交流，推动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由此，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又如，徽商在江南地区的活动，不仅推动了江南经济和市镇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江南文教、慈善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还存在不足，需要深入挖掘和说明。

上观：说到“无徽不成镇”，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卞利：明代中叶以降崛起的徽州商帮群体，经营领域十分广泛，尤以盐、典、茶、木四大经营领域为最。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扬州、苏州、杭州、松江（上海）及南京等城镇，徽商几乎占据压倒性地位，甚至控制个别地区的经济命脉，以至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

王振忠：所谓“无徽不成镇”，更确切地是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它就只是一个村落；徽州人进来以后，开始建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从而将村落变成市镇。此种说法稍有夸张，但从明清以来的诸多史籍来看也有理据。

当时，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僻野荒陬，处处可见徽州人的足迹。例如，皖北的定远县，有“境连八邑、衢通九省”之称。境内的炉桥镇，传说最早是铸造兵器之地。明清时期，休宁方氏分两次迁入北炉桥。此后，随着在侨寓地子姓的繁衍，他们以定远炉桥镇为中心重修族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光绪《重修炉桥方氏家谱》卷首，有一张《阳宅图》颇具特色，就是方氏卜居炉桥镇的示意图。其中标注的市场、宗祠和园林建筑等，皆与方氏等徽商的活动密切相关。此一族谱为“无徽不成镇”的俗谚提供了一个生动例证。

周晓光：徽商的聚散，是明清时期许多江南市镇兴衰的主导因素。例如，上海周边的盛泽、南翔等镇，就因徽商的缘故而盛极一时。《嘉定县志》记载，许多徽商侨寓于南翔镇，导致其“百货填集，甲于他镇”。后来，当地有无赖专门“蚕食”徽商，徽商无奈撤出，结果“镇遂衰落”。

上观：还有观点认为，明代中后期海外市场的开辟，也与徽商的活动紧密关联。这似乎与人们惯常的印象有所不同？

卞利：作为明清时期经济实力和规模人数最大的一支地域性商人群体，徽商于明代中后期起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同日本和南洋诸国的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在台湾海峡，许栋等徽商甚至还与来自葡萄牙的商人进行贸易。

王振忠：16世纪，徽州人王直以盐业起家，后从事走私贸易，被推为海上武装的首领。他建造海舶，贩运硫黄、丝绵等到日本、暹罗及西洋，盛极一时。

从总体趋势上看，由明迄清，徽州海商存在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武装走私的私人贸易转向政府特许经营的海外贸易。这种转变，与明清两代不同的海洋政策相关。当时，不少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商定居于苏州。他们运回条铜、昆布、海参、鲍鱼、鱼翅和漆器等，又将中国的丝绸、药材、糖货及书籍字画等源源不断地运销海外。仅就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海外市场的角度而言，今天对徽州海商这一群体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

东西互动托举江南繁荣

上观：明清时期的苏州评弹里，可以听到很多有关徽商的传奇演义。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唐力行：徽州虽然处于江南地理范围的边缘， 但如果从地图上看，它与苏州的直线距离并不算远，仅为270余公里，可以说是相邻而方便的。只是因为两地陆路交通不便，故徽州至苏州主要经由两条水道：北可由青弋江至芜湖，顺长江而下，在镇江入运河，可抵苏州；东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转入运河至苏州。千百年来，徽州商人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络绎于徽州的道上，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今人通过明代唐寅的记载可以看到，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在苏州评弹中，长篇弹词《描金凤》中有关徽州典商汪宣的故事，便是一个生动事例。

卞利：徽商凭借良好的文化素质、艰辛的开拓精神、灵活的经营方略，在苏州等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谱写了绚丽多彩的江南城市生活画卷。它背后折射出一个基本的合作逻辑，即互相包容、分工合作、取长补短。

上观：徽州与苏州的这种合作与互动，对今天的联动发展有什么启示？

唐力行：自古以来，苏州和徽州两地就有着密切联系。据记载，苏州四大名族中，除顾姓外，陆、朱、张多有迁居徽者。另有语言学者对徽语进行田野考察，结果发现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又引领了江南内部由东向西的互动。

而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则稍迟于东西向的移动，其原动力主要为经济要素。“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这是“时也，势也，亦情也”。

明万历年间，朝廷实施盐政改革，徽商得以垄断淮盐、浙盐两大盐场，逐渐积累巨额资本。这为徽州人进军苏州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一互动的基础上，两地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文化上，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又把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带到苏州，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由“外来者”变成了“在地人”，助力苏州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

徽州与苏州的成功互动，对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益处。它带来的启示是，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深层次交往和互动。这种互动和互补也是各区域保持自身特色的必要条件。由此，共同造成了江南区域社会整体的繁荣。

上观：始建于唐朝的徽杭古道，被认为是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第三条古道。这条南行山路上，又发生了怎样的往来？

卞利：徽杭古道以徽州府治歙县为起点，至昱岭关后进入浙江境内，沿途多在悬崖峭壁之上开凿道路。从徽杭古道运输的货物有进有出，出去的货物多为茶叶和山货，输入的多为生活用品。除徽杭古道外，徽州境内尚有徽饶（徽州-上饶）、徽安（徽州-安庆）、徽池（徽州-池州）等古道。

周晓光：除了陆上古道外，沿新安江水路顺流东下，也是古代皖南山区与外界商贸、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往更远的方向看，古代皖南地区和外界还有一条经江西南下、越大庾岭而达广州的长途路线。在“五口通商”之前，中国茶叶外销只有广州一地，因此做“洋庄茶”的徽州商人多通过这条路线将优质茶叶运销海外。

给江南文化注入多元活力

上观：清乾隆年间的“徽班进京”，催生了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剧种———京剧。有研究提出，这一文化盛事，不仅属于安徽，而且属于整个江南。这应当如何理解？

卞利：清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年。为给乾隆皇帝祝寿，朝廷从扬州征召了以高朗庭为台柱子的三庆班入京，是为徽班进京之首。之后，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戏班相继进京。不久，启秀、霓翠两班中专唱昆山腔的演员并入四喜班，其他声调者并入三庆班，擅长武功者并入和春班，春台班则多为年轻演员。这就是所谓“四大徽班”。此后，为适应北京观众的口味，“四大徽班”逐渐结合北京语音演唱，最终诞生了京剧。

唐力行：徽班是徽商建立的家班。徽商潘之恒的朋友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脱稿不久，徽商吴越石的家班就排练这出戏。潘之恒在彩排之际抱病看了5次演出，帮助演员分析人物，总结表演得失，算得上是此戏的艺术指导。

徽班早期主要集中在扬州和苏州，后随徽商的足迹传播四方。徽州艺人在走天下的过程中，养成了兼收并蓄的极强适应力。明万历年间，在吸收、整合江南传统的弋阳腔、青阳腔基础上，徽州腔正式形成。之后，它又吸收清丽婉转的昆腔，创造出昆弋腔，徽剧由此基本定型。从徽剧形成吸收的唱腔、徽班及演员的分布来看，“徽班进京”这一文化盛事确实不仅属于安徽，而且属于整个江南。

上观：还有观点提出，不同于吴越之地的士大夫审美，徽州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平民风度。由此，江南文化既精雅、绝伦，又朴素、简约。

卞利：确实，徽州地处山区，勤劳俭朴向来是徽州人的传统美德。徽商尽管富甲一方，但大多数人依然能够保持朴实的作风。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曾记录经营于苏州和松江（上海）等地婺源商人质朴的衣着和生活，以及他们赢得当地人尊重的情况。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商，他们的苦楚和拼搏也许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但恰是徽商，给精细乃至固守的吴文化和江南文化注入了一股多元的活力。由此，江南文化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圈子，而成为延续到今、雅俗共赏的重要地域文化。

上观：徽州还被誉为考察我国传统社会极好的范本。这是为什么呢？在新的历史阶段，它如何焕发新的活力？

王振忠：徽州的传世文献极为丰富。例如，徽州的方志数量较多、质量很高，特别是反映基层情况的乡镇志相当可观。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族谱共400余部，其中徽州族谱占到一半以上。同时，明清以来的徽州，商业发展和宗族制度呈现出同生共荣的景观。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徽州遗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这为南宋以来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珍贵的一手资料。

此外，由于徽商的无远弗届，各地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得以源源不断地引入徽州。再加上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因此研究明清时代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徽州大概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典型。透过徽州研究，可以探究如何形成较为良性的循环、如何促进社会与文化的均衡发展、如何让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同生共荣，进而提升区域文化的辐射能力。这是传统时代区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便在今天也值得深入思考。

卞利：一般认为，徽州文化集中代表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文化，具有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和中华文化“标本”的重要价值。

当然，徽州文化毕竟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徽商亦是传统的封建性商帮，其兴衰历史表明：只有与时俱进、勇于开放和创新，不断吸收和充实先进文化的元素，才能实现永续发展。今天，长三角地区要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应当从徽州文化和徽商的兴衰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适应经济、社会乃至技术发展的潮流。最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一种好学、好奇以及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