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上海红色文化，6月29日起，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联合制作的6集短视频“为什么是上海——探寻上海红色基因”在上观新闻（APP）“思想汇”栏目播出。今天播出第六集《缝隙效应》。

主持人：1931年初，繁忙的上海滩来了三个小男孩，他们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很快三兄弟被送到了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他们的母亲杨开慧于1930年11月牺牲，后经党组织营救，三兄弟来到上海。为什么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党安排在上海，而不是离湖南更近的武汉、广州呢？

因为上海有个特殊性，那就是“缝隙效应”。近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由此产生了管理缝隙。邓颖超回忆当年在上海的生活时就曾说过：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便利性。

熊月之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研究员）：上海是高度异质性的移民社会，有两大特点：一个是五方杂处，一个是华洋混处。五方杂处，人口80%来自全国各地，讲话南腔北调；华洋混处，使得外国人在这里活动非常自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跟共产国际，跟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的那些共产党人进行交流也就非常自然。

主持人：事实上对于缝隙的利用也体现在几次代表大会的会址选择上，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四大会址都属于租界边缘，或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交叉处，或越界筑路地区，为管理薄弱地带。

尤 玮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党支部书记）：二大位于延安路，现在叫延安路，原来就是福熙路。福熙路以北就是英美公共租界，以南为法租界。当时一大会址和陈独秀寓所都位于法租界，而二大会址位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撤离也比较方便，过一条马路就过了租界，相对就比较安全。

主持人：二大会址当时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其后门，万一有突发情况，便于及时疏散，相对较为安全。而1949年以前的28年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设于上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利用了上海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的缝隙效应。同时，这种缝隙效应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央特科能够设立在上海。

这里是武定路930弄14号，当年是修德坊6号，曾经藏着中共中央最为隐秘的机构。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以前这个地方是个死胡同，不通汽车非常安静。修德坊6号的门是靠着围墙，开会的时候，一楼由太太们打麻将做掩护，二楼大家在开会，三楼是收发电报的。当时的亭子间靠阳台这一边出去就是康定路，所以一旦发现敌情转移起来非常快。中共中央特科当时仅两年就巧妙地打进了敌人的要害部门，至今“龙潭三杰”的故事还被人们视为传奇。

主持人：无论是思想传播、社会基础，还是交通系统、通讯系统、组织系统、安全系数，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而当这六个因素相加之后，上海城市的价值就充分显现了出来。

回到第一集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是上海？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本系列短视频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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