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近年来国际关系格局分化改组和调整持续加速，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更加突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期，现有国际秩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随意性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引起普遍担忧。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成为“千夫所指”，“美国孤立”与世界动荡成正比。

美国战略焦虑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大调整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规则由美国主导制定，从根本上对美国有利。美国利用军事和金融霸权牢固地控制盟国，掌握抗衡苏联的主动权。雅尔塔体制从总体上维系了大国利益分配和力量均衡的格局，代理人战争没有发展为大国间的战争。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独霸世界野心极度膨胀，先后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后又以反恐名义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进而策动“阿拉伯之春”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

巨额战略透支使美国从独超地位迅速跌落。全面反恐战争使数千名士兵丧生，数万士兵伤残，数百万平民死亡和数千万难民流离失所。美国付出数万亿美元战费，所定战略目标却无一成功。特朗普以“使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当选，是美国选民否定以往政策和对传统领导层失望后的选择。特朗普的许多做法迎合了选民的心理，也迎合了精英阶层对美国衰落战略焦虑的担忧，具有社会底层和政治上层的双重基础。

特朗普是西方世界民粹主义和极右保守势力的总代表。“美国优先”势必冲击别国的利益，决策的随意性和出尔反尔的性格以及急功近利的商人本性，更对现行国际关系格局造成始料未及的强烈冲击。美国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失衡、失调和失序的混乱局面。在旧秩序已难以为继，新秩序难产的当前形势下，这种混乱局面还将持续相当时间。

美国“以世界为敌”的做法引发众怒和强烈反弹

美国在冷战后横行霸道和横冲直撞，是世界安全态势持续恶化的总根源。美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一片废墟。“世界苦美久矣。”特朗普却说美国力和影响力下降是“美为世界出力，世界坐享其成”，“世界欠美多矣”。特朗普认为别国都占了美国便宜，获利最多者便是盟国，美国则受到“不公平待遇”。特朗普要求盟国足额交付保护费而且要把欠债都补上，对盟国领导人极尽傲慢和蔑视。默克尔在多种场合重申“欧洲要掌握自己命运”，是对美失望至极所发的感慨。

特朗普上任后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继去年北约峰会、G7峰会和G20峰会上与德英法意关系趋僵后，今年的G7峰会已被定性为“惨败”。欧盟和加墨印等国相继宣布以对等措施回击美贸易战，批评特朗普“精神分裂症式的对外政策和贸易恐怖主义”导致严重后果。美与重要盟国关系滑向二战后最紧张时期。美把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丧失巴以和平进程调解者角色，在阿拉伯世界形象进一步受损。从“禁穆令”到对非法移民“零容忍”，强行使2300多名儿童与父母分离；把发展中国家比作“垃圾国家”，把移民比作“畜生”。美俄战略冲突有增无减，难以转圜。美在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实际上只剩以色列一家。

中美战略冲突由潜在转为现实，但美难以全力对华

美对华政策经历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到解放后对华封锁制裁到接触加遏制的漫长过程。其间还发生了朝鲜和越南两场惨烈的局部战争。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西方对华政策的消极面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对华实施全面制裁，后又恢复接触中遏制的传统做法。特朗普在发出“全世界占美便宜，现在是还债时候了”威胁的同时，也认定中国的崛起是美历届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的结果。特朗普放弃在所谓人权和自由问题上对华施压的一贯做法，改为从台湾和经济两个问题上入手，发誓要使中国屈服。不只是要使中国不再“掠夺美国”，更要把中国的发展势头打下去。美与盟国贸易战主要是经济问题，对华贸易战则更多出于政治考量。美战略界始终认为，中国将是美最终威胁，中美摊牌只是时间问题。“中美必有一战”的叫嚣不绝于耳。由于中国实力增长难以阻挡，因而也有中美“G2”共治的预判。从美国家战略报告把中俄并列为最大威胁，到所谓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贸易制裁清单，步步进逼，显然是有备而来。此番中美冲突可视作为一次预演，是能力、实力与定力的较量，需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今天的中国已非抗美援朝时的中国，亦非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的中国。今天的美国非二战结束时的为世界制定规则的美国，亦非冷战后独裁世界号令群雄时的美国。美国的战略牵制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世界之大和矛盾之多，可供利用的机会自然就多。中国战略回旋余地之大，与往昔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商人总统特朗普有着难以割舍的吸引力，其他国家都在等待着填补一旦美国退出留下的“真空”。德法英加日韩竞相发展对华关系，奥地利总统和总理联袂访华更创下双边关系史先例。

中国人民已彻底认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完全丢掉幻想，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迎接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迫感进一步增强。历史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都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团结成功与G7加拿大峰会的争吵失败形成鲜明对照。多难兴邦，我们应为全球性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做好应有准备。
    
（作者为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前驻外大使。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