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其基本要素是发现病灶，分析病根，药到病除。以大调研来对整个社会面进行望闻问切，在科学诊断基础上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是一个卓越城市应有的治理之道。

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上海的大调研工作展开半年，就目前情况看，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问题覆盖面广，民生需求居多。二是交织现象突出，解决要有艺术。分析这林林总总的问题，恰如一桶相互钳夹的螃蟹。生扳硬扯去解开它们，则易造成缺胳膊少腿。如何解决？

有经验的渔民，是向桶里注水，螃蟹自然松开。解决大调研发现的问题，也需一些“水”。这个水，从战略层面讲，是“以人民为中心”，是“改革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技术层面讲，则既要就事论事，又要深究原因，从改进和提高工作的角度来解决，从而治标又治本。

解决问题，硬来是不行的，有那么几句话。第一句是，在理念上，要牢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做到讲政治、讲宗旨。

有些表面的城市管理问题背后，往往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少人讲起这些问题，往往多了些激动，少了些包容，甚至满口傲慢与偏见。

其实，很多问题的产生、演化都有背后的逻辑，不是随口说一声“不”就能刹车的。解决那些涉及复杂利益的、深层次的问题，也就应当更加尊重规律、更多考虑实情，即便是要刹车，也应该多一些“点刹”，而不能猛踩猛刹——很多时候，逼急了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矛盾冲突。

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胸襟的问题。

第二句，在规划上，要牢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做到讲统筹、讲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重视战略问题，这对我们的战略思维，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有全局性眼光，不但能看到局部，也能看到全局。要有预见性本领，不但能看到眼前，也能预判将来。

比如大调研中发现的停车难、就学难、就医难、生活配套、小区绿化等方面诉求，或多或少与我们规划建设时缺乏一揽子战略考量有关。像有些社区，基本是在原小区原地面积上建起的高楼，如果原小区是两层，现在建成二十层，人口密度增加了十倍，道路却不可能同步增十倍，那当然会拥挤。一样道理，医院不同步增十倍，医院会排长队。学校不同步增十倍，会产生上学难。小区公共空间不增加十倍，就会产生停车难……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活得更好而留于城市。所以再进行居住社区规划时，就要吸收前车之鉴，把百姓的衣食住行基本问题考虑在前；已建成但缺乏基本设施的，也要亡羊补牢，抓紧补课。

第三句，在管控上，要牢记“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做到讲策略、讲艺术。

传当年洪水成灾，尧帝命鲧去治水。鲧率众费时九年筑坝修堰，也没把大水治伏。舜继帝位后，命禹子承父业继续治水。禹总结出父辈“堕高堰库”筑堤截堵教训，大胆改用疏导堰塞相结合，成功让洪魔“伏行于地”。这个典故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我们常常碰到的状况是，“黑车”出来喊打，地摊出来喊打，怎一个“打”字了得！但“打”真的完全管用吗？打这么多年现在仍在打。

既然“堕高堰库”难解决，何不从“疏”方面动点脑筋？有的时候，转变一下观念，提升一些能力，部分“灰色地带”是可以变成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合乎社会需要的“阳光地带”的，一味说“不”效果未见得好——当然，这同捍卫法治尊严、维护社会秩序，也不该是二元对立的事。

第四句，在制度上，要牢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到管长远、管根本。

《孟子·离娄上》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对解决大调研发现的诸种问题很有启迪。不少群众提出的拆违不公平、物业管理不精细、垃圾分类不落实、企业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之所以时有出现，既有制度供给不足原因，也有制度“不解渴”原因，还有制度在“天上飞”不落地的原因。对此，就要重点关注两个问题。

一要理顺制度的生成逻辑。一些部门、单位编制制度的笼子时，往往是站在外面编的，没打算把自己关在里面，或即使在里面编，但门在哪钥匙在哪自己一肚子明白，常常能有闪转腾挪的办法。他们想的多是如何给下面做规矩，而不是连同自己一起守规矩，这就难免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或头疼医脚、脚疼医头情况，更容易引发“执法不公”之类的抱怨。

二要解决制度的执行逻辑。网上有个故事：一位母亲请教沉寂法师：“我的小孩不听话怎办？”法师问：“您复印过文件吗？如复印件上有错字，您是改复印件还是改原件？”这启发我们，只有制度制定部门、制度制定者、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制度，才能形成带动群众、带动整个社会一起执行制度的好风气，才能解决“制度多如林、执行少到零”“设计老好、执行不了”问题，才能让大调研发现的诸种问题得到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