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回顾了2008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工作。他特别提到，虽然不是所有金融衍生产品都有问题，但CDO等衍生品过多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玩家炒作的工具，因此产生了巨大风险。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服务实体经济，全球范围内目前都走得不够远。如今一些加密类的产品，跟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也炒得很热。

就2008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金融领域的具体工作和相关改进而言，周小川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采取经济复苏的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刺激计划，同时2009年通过G20的舞台，出台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第二，在危机过程中通过IMF来筹集新的资源。筹集资源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防止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发源于发达国家，但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特别是带来资本外流、贸易融资短缺等问题。因此分别在2009年、2012年进行了两轮融资，融资都达到数千亿美元，同时也推进了IMF治理的改革。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治理构架上通过G20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大力支持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巴塞尔协议更新的进程，向G20领导汇报，来修改金融的主要规则。

第三，宏观审慎。通过这次危机推出了宏观审慎，中国也在各个重要的政府文件中都强调了宏观审慎这个政策框架，在这个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里头强调了资本缓冲的作用，强调了逆周期调节，同时也通过这些新的规则要求，不同程度上出台了压力测试，通过压力测试使得一些资本薄弱的金融机构要加快在资本市场融资，通过新的融资强健自己的资本基础。

第四，加强监管。强调加强监管，但首先是针对大而不能倒。为了在国际上防止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上产生过大的冲击，先后认定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同时由各国监管机构自己认定自己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此外在2014年G20会议上，由提出了对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此外，这个类似的方法也推广到保险机构的监管。

周小川还提醒，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还有很多未尽事项。

第一，本次金融危机里，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说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是这个做法做得并不是太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并没有根本解决。这里面也有民粹主义政策的因素。为了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更多的依赖内部评级，但内部评级也有它的问题，最后大家也在控制对内部评级的依赖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尔协议Ⅲ”定稿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是内部评级模型的输出和标准法输出的下限决定在72.5%，还是限制了对逆周期因素的引入。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也比较少，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的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大的机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同时如果光是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对于应急可转债和自救债券的措施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塞浦路斯的危机处理中就成功应用了自救债券的措施。但有的地方不太那么成功。最近大家都关心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救债券发行的时候有点像新兴市场，信息披露不够，里面有很多的传言，把这些东西的好处和风险没有说透，有很多老百姓买了，最后要转换的时候实现不了转换。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完善。 

第三，危机的早期，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是，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像CDO这些产品可能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在世界上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2008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用这个观点来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全球来说，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所以，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充分。

第四，本轮经济危机中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新兴市场造成一些不利的冲击。这些冲击很大程度上看，可能是由于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储备货币是美元，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以后，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很重视，思想观念都进行了更新，也组织了多轮讨论，但最近我们又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阿根廷、土耳其甚至还可能有其他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 

第五，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当年美联储主席说为什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呢？是因为中国和亚洲国家有储蓄过剩，结果用到了美国，使得美国人过度消费，使得美国人储蓄率降低，最后导致了这个问题。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但这个说法至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一轮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储蓄率的变化确实带来很多值得研究的题目。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也涉及储蓄率问题。

此外，国际范围内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也走得不够彻底，讨论也不够彻底。十年前讨论“两房”，大家始终认为GSE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美国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看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GSE的问题，也需要加以解决。还有，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最头疼的事就是救助问题。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出台了一些救助措施，争议很大，出台地也很不容易。欧洲特别是英国救助了IBS，后来还有一些救助的动作，在救助过程当中也涉及到跨境处置问题，就是机构出了问题跨境处置怎么办。这些问题虽然说有一定的共识，但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