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网行动”三周年之际，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再次发布50名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其中18人为首次集中公布。其中，大多附上了可能居住地具体地址，颇有些欢迎围观的意味。

还有一条消息值得注意。6月7日，公安部在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协作配合，及时移交通报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线索，加大查处力度，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把反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三种模式

近期，媒体公开报道了两起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例。

案例一是内蒙古一派出所所长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被双开。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包头市石拐区公安分局白狐沟派出所原所长孙衍江因给盗采团伙充当“保护伞”被双开。

孙衍江明知张建峰(另案处理)等人在其辖区内的石拐区白狐沟矸石山非法采煤，而不履行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责，造成张建峰等人非法采矿7843.86吨，价值564757.92元(人民币，下同)，孙衍江事后收受张建峰3.8万元用于个人日常消费。后来，这样的戏码再次上演，孙衍江又分两次收受张建峰6万元用于个人消费。

案例二是广西一名派出所副所长为赌场充当“保护伞”被判刑。2017年5月，广西拱洞乡拱洞村“赌头”吴某向覃荣基试探提出，想开一家投注站聚众赌博，每月交4000元保护费。覃荣基未置可否。5月底，赌场开张。不久，群众举报吴某的投注站聚众赌博。覃荣基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所长，出警后煞有介事地驱散人员，却没有依法取缔赌场。

覃荣基沦为“保护伞”。“赌头”吴某先后通过现金支付、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等方式送给覃荣基5.68万元。为掩人耳目，覃荣基特地利用他人银行账号收受贿赂。听说覃荣基“收钱办事”，其他“赌头”蠢蠢欲动。2017年底，3个“赌头”先后找到覃荣基送钱……联合调查组查明，覃荣基先后收受贿赂共8.23万元。

那么，黑恶势力“保护伞”是怎么形成的？从各地已经公布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大致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被“围猎”、被收买，逐步被控制，沦为“保护伞”。有的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薄，或者根本没有纪律常识，面对黑恶势力奉上的“好处”，不惧其毒，只贪其甘，从一顿饭、一个红包、一次娱乐活动开始，发展到后来便收受贿赂。

如此，少数党员干部被黑恶势力逐步围猎、控制，沦为“保护伞”。个别党员干部平日与涉黑涉恶人员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沆瀣一气，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对方遇到问题时，通过通风报信、四处说情、暗打招呼等方式“帮”一把， 以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

第二种是与黑恶势力形成利益链条甚至结成利益联盟。有的党员干部与黑恶势力合伙开公司、做买卖，结成利益联盟。这种情况下，庇护黑恶势力的利益，就是“保护”自身利益。这种上下勾结、沆瀣一气的利益同盟极易坐大成势，发展为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交织的利益集团，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

在一些农村地区，一些黑恶势力借助家族、宗派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操纵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把持农村基层政权，披着“合法”的外衣来为个人、家族谋取非法利益，有个别党员干部，也牵涉其中。

第三种是徇私枉法，为亲友或私人关系充当“保护伞”。前不久，福建省纪委监委通报一起典型案例。

该案主角林德发、林风父子，分别是福清市原人大代表与原政协委员，林风还是阳下街道北林村原村委会主任。父子二人不仅涉嫌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滥伐林木、寻衅滋事、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行贿等多起违法犯罪案件，还拉拢腐蚀当地数十名党员干部为其充当“保护伞”。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织密权力监督网络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近期，赵乐际同志在云南调研时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反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严肃惩治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释放出扫黑必反腐、惩恶必除“伞”的强烈信号。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涉恶“保护伞”“关系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民意的背后，折射的是群众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关系网”的恨之入骨。

“黑和腐，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涉黑涉恶问题与腐败问题相互交织。”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认为，黑恶势力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其滋生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一些基层黑恶势力，背后往往有贪腐势力。

其实，对于“保护伞”官员的种种行为，党纪处分条例有明确的纪律戒尺。

比如，党员领导干部若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招呼、说情，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从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而在充当涉黑“保护伞”中发生的窝藏包庇、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行为，自当依法严惩，追究纪律责任时，可适用党纪处分条例中的纪法衔接条款给予严肃处理。

再比如禁止纵容亲属方面，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党员干部纵容、默许配偶、子女等亲属利用其本人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严重的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既有党纪国法，为何仍有部分党员干部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无数案例证明，黑恶势力为拉拢、腐蚀党员干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领导干部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就被涉黑组织利用、控制。

教训告诫党员干部：必须谨慎交友，增强敏锐性和鉴别力，防止被别有用心之人围猎；必须廉洁自律，抵制住形形色色的诱惑，防止让利欲、贪欲冲破纪律防线；必须严以用权，正确处理亲情、友情与权力的关系，绝不能恃权自重、以权谋私，更不能让权力为黑恶势力提供庇护；必须慎待亲情，对家属子女严格教育、管理、约束，对其错误言行不回避、不纵容、不包庇。

同时，专家指出，党员干部沦为“保护伞”，固然有个人因素，但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履责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保持对涉黑涉恶腐败“严打”的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各级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些战斗堡垒如果出现了空心化、软弱涣散的情况，一些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往往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向基层延伸、向纵深推进，扫除基层黑恶势力以及背后的‘保护伞’，使基层土壤能够涵养生态、能够净化和恢复。”

专家建议，规范基层党员干部权力运行，加强对权力的监管、约束，也是防止滋生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有效手段之一。织密权力监督网络，让权力“晒”在阳光下，让黑恶势力无 “伞”可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