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诞辰100周年。蒋学模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和教材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思想汇”特此刊发蒋学模之子蒋维新的文章，追忆这位经济学家的学术经历、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

今年是我父亲蒋学模诞辰100周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纪念活动中，不少人都谈到同一个话题，蒋学模是如何成为跨越翻译界和经济理论界的权威人物的。我根据最新搜集的资料作出的以下叙述，或许能使世人对蒋学模成为翻译家和经济学家的背景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对现在正在励志奋斗的青年或许能给以某种有益的启迪。

29岁译成《基度山恩仇记》青史留名

蒋学模最初是一名翻译工作者。他从1941年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直到解放前夕，从事的都是翻译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任香港《财政评论》编译。但工作仅几个月后，因香港被日军占领，《财政评论》社内迁，这份工作就丢了。但这时蒋学模已经开始在翻译界崭露头角，1941年他的译作《粮食——保卫察里津》和《希特勒征服欧洲》出版。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蒋学模的哥哥蒋学楷被日军枪杀，失去依靠的他被迫离开，几经颠沛流离，于1945年来到重庆。经川大金孔章老师介绍，进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当编译。因受不了该委员会那种闲散无聊的工作氛围，他于1945年10月接受了复旦大学《文摘》社的邀请，担任《文摘》社编辑。

《文摘》杂志1936年创刊于上海，抗战期间内迁至重庆。受出版条件限制，1945年的《文摘》为每期16开32页篇幅的半月刊，主要摘译由美国新闻处供稿的政论性文章和报道二战动态。《文摘》社有社长章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主编张志让及贾开基等6位编委，但编委们一般不承担具体工作，蒋学模承担了部分选稿和几乎全部的翻译工作。蒋学模工作非常勤奋且效率极高，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除完成每月两期《文摘》约10万字的翻译任务外，他还翻译了文学古典名著、长篇小说等。这些作品，按照出版顺序排列依次为：《人与地》、《基度山恩仇记》（编者注：后多译为《基督山伯爵》）、《苏联行》、《俄罗斯最后到来的巨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保险》和《捷克的工业国有化》。

使蒋学模一举成名的《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工作是他在1946-1947年完成的，但大仲马的这一文学巨著已使他魂牵梦绕了多年。早在1936年他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观看过好莱坞影片《基度山恩仇记》，对故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英译本《基度山伯爵》，以读《红楼梦》的热情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废寝忘食地一口气读完了它。以后，有空时常常抽几章阅读，反复回味，不知不觉中把全书又看了一遍。当时就萌发了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念头，只是受制于生活环境和出版的条件而没有动手。

1945年10月受聘《文摘》社后，蒋学模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当时重庆出版界正处于极度的不景气中，大家忙着做东归的打算，《文摘》的编务工作也比较清闲。在常务编委贾开基先生的鼓励下，蒋学模开始着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在等待从重庆返回上海交通工具的整整一年中，他基本上完成了《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1946年7月返回上海后，他又用了大半年译完全书。《基度山恩仇记》于1946年11月起由文摘出版社在上海陆续分册出版，1947年7月再版，1948年3月三版，1948年10月四版，1949年3月五版。从出版的高频率可以看出，该书深受市场欢迎。在“拨乱反正”之后，该书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改为《基度山伯爵》，新书上架时洛阳纸贵，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迄今为止，各种平装本、精装本的总印数已超100万。

《基度山恩仇记》的中译本，除了蒋学模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外，其他都是根据法文原版翻译的。对于各种译本的评价，各人自有偏爱，无可厚非，但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仍是蒋学模的译本。究其原因，一是蒋学模是《基度山恩仇记》中译本的第一人，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大陆只存在这唯一的版本，读者不可避免地会先入为主。二是蒋学模文风朴实，行文流畅，很容易抓住读者，这是他深厚文学功底的体现。蒋学模版本最受市场关注的例证之一，就是台湾光复书局1998年编辑出版的《珍本世界名著》第31卷《基度山伯爵》选用的就是蒋学模的版本。

在《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过程中，蒋学模对翻译工作本身产生一些想法。他在1947年9月呈复旦校方的工作汇报中曾提到撰写《翻译之理论与实际》的设想，可惜这一设想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完成《基度山恩仇记》翻译时蒋学模才29岁，这充分展现了其翻译天才。但就其整个人生来说，《基度山恩仇记》只是蒋学模璀璨人生的一面，其后是更为出彩的政治经济学大师生涯。

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师

1949年《文摘》因种种原因停刊，蒋学模因此中断了翻译生涯，转向复旦经济系任教。蒋学模先开设了两门新课《苏联经济建设》和《东南欧经济》，不久就转教政治经济学。而就在1949-1950年蒋学模由翻译转向教学的初期，他撰写的《末期的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危机》等5本专著已经出版。

1950年为培养有马列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建设人才，党中央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各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到人大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复旦大学当时选派了5位教师，其中去学政治经济学的是蒋学模和苏绍智。在人大的两年学习期间，蒋学模第一次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列斯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深入研读了《资本论》三卷，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苏联专家讲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引起了蒋学模的强烈关注，使他初步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蒋学模一边学习，一边笔耕，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51年8月，开明书局出版了蒋学模普及型理论读物《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故事》，向青少年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该书此后更名为《人类社会发展史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多次出版。1952年，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由开明书局出版，该书1955年的修订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2年，蒋学模回到复旦大学后与其同事们一起编写了供大学本科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由于《政治经济学讲话》和《政治经济学讲义》是国内第一次撰写包括有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读物，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印行了近100万册，《政治经济学讲义》被华东地区很多高校采用。据说，当时毛泽东主席也看到了《政治经济学讲话》，并给予称赞。由于《政治经济学讲话》广泛的社会影响，1955年蒋学模受邀上京和王惠德、陈道一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由学习杂志社出版，以配合当时全国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高潮，该书一年之内印行了280万册。

至此，蒋学模从翻译工作者转向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尽管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然而，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批开拓者和传播者。

主编的教材在其逝世十年后仍在印行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蒋学模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期。除了以上几本书外，蒋学模撰写的学术专著还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的分配》等10部。其中，与姚耐、雍文远、苏绍智合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成为众多院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的首选，发行量达20万册。

蒋学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使其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教育、卫生、艺术界人士，谈家桢、蒋学模、孙怀仁、章靳以等六位教授受到接见。蒋学模时年40岁，副教授，与谈家桢等资深教授一起与毛主席面对面进行了交谈。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代表 ，蒋学模位列首排。

“文化大革命”使蒋学模的学术生涯中断了十余年，他重新出现在大学讲台上时已年近花甲。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蒋学模解除了思想禁锢，突破了原先的理论禁区，质疑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提出社会主义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等一些创新观点，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传统理论的反思。改革开放30年间，蒋学模不仅通过自身的理论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而且通过对学生的悉心指导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传承给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经济学新人。他的“不能守旧，不怕守旧”、“做一个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名言，至今仍被他的弟子们津津乐道，成为激励他们在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砥砺前进的强大动力。

蒋学模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这本教材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供大学非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使用的教材。蒋学模对该教材倾注了全部心血。由于教材是多名教师分头撰写的，为了保持全书逻辑体系、理论观点、文字表述风格的一致性，时年62岁的蒋学模开起了“早车”，每天清晨4点起床进行统稿，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该教材第一版于1980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由于该书理论阐述深入浅出，被解放军总政治部选为干部基本学习教材，后又被中央组织部推荐为干部自学理论读物，因此，该书的使用范围远远超出原先用于普通高校的设想，绝大多数的中专、电大、函授学校也都选用了这本教材。此后，蒋学模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变化，每两年修订一次，至其逝世的2008年，已修订到第13版。因此，这本教材里凝结了蒋学模28年的心血。该教材总印数高达1805万册，甚至在蒋学模逝世10年后的今天，这本教材仍在继续印行。可以说，这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影响了数代人。蒋学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所作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骨子里流淌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血液

人的一生，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并不容易。蒋学模在翻译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凡的成就，真是十分罕见。

蒋学模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三个重要因素。一是他非常勤奋。从1941年大学毕业到1949年《文摘》停刊，剔除因香港沦陷举家逃难的3年，蒋学模从事翻译工作不超过5年。在这5年中，除了完成编译的本职工作外，完成的译作总计9部约230万字，平均每年46万字。从1950年到2008年，剔除10年动乱，蒋学模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约50年，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共计907万字，平均每年约18万字。二是他文字功底扎实，文风朴实。翻译和教学都是一种再创造，要消化吸收原著的精华，然后将自己的理解娓娓道来。《基度山恩仇记》是这样，《政治经济学教材》更是这样，将深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传播，才赢得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三是抓住了机遇。《基度山恩仇记》是在抗战胜利后等待回迁上海的一年中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翻译《基度山恩仇记》这么一部巨著可能就不会付诸实施。而1950-1952年的人大进修，则是蒋学模华丽转身的重要基础。原定的进修时间为一年，第二年的进修是蒋学模经过再三申请才得到的。

蒋学模对《基度山恩仇记》和《政治经济学教材》都十分钟爱，他自称这两本书代表了他的一生。从其整个人生来看，从事翻译工作的最初动机是谋生，而《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是一种由欣赏度的不断上升而引发的偶发事件。尽管这种偶一为之使他一炮走红，但他并没有继续他的翻译家之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走上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毕生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这同我所处的时代条件有关”。

蒋学模生于1918年，6岁时随父亲来到上海。尽管父亲的银行职员身份基本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小康生活，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处处都充斥着令人摆脱不了的民族屈辱感，加上对于失业的担忧，使蒋学模从小就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个人的出路在哪里？哥哥蒋学楷书架上的《社会学ABC》使正在读中学的蒋学模惊奇地发现，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后，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阐述使他进一步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最后会发展到没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读大学他选择的是经济学专业。那时，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但他自己有兴趣钻研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将30年代的蒋学模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门槛。以后，在四川大学时找到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使蒋学模更加向往社会主义了。大学毕业后谋生的不易、香港沦陷后数年的颠沛流离以及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促使蒋学模在新中国建立后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为之奋斗终生。

《基度山恩仇记》的结尾写道：“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青年蒋学模的理想，他在“等待”和“希望”中遇见了《基度山恩仇记》，不知不觉成了翻译家，他终于等来了新中国的建立，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茁壮成长，并希望它走向更为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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