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天，年轻人孔另境因为党组织传递革命书刊在天津被捕。关押百日后，被营救释放。回到上海姐姐家中，已是寒冬。

从姐姐，也就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口中，孔另境得知是鲁迅托人救了他，一时激动起来，要登门“去结识这个富有侠义心肠的老头儿”。他一口气跑到了鲁迅当时居住的虹口四川北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北川公寓）。等奔上3楼拼命按响4室的电铃后，他才觉得自己有一点冒失。不想来开门的竟是鲁迅先生本人。和蔼的鲁迅先生请孔另境抽烟，他故意回避年轻人向他探问营救的复杂经过，总是把话头扯开，而手足无措的孔另境到告别时，也没能把“感谢”两字说出口。

两个月后，孔另境再去拜访时，发现鲁迅正准备搬家。1933年春天，孔另境见证山阴路迎来最重要的居民——鲁迅入住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

像一环扣着另一环，正是因为鲁迅的关系，山阴路先后迎来瞿秋白和茅盾入住。也像某种命运的安排，后来，孔另境自己也在临近的四川北路度过了下半生。在那些岁月里，如果孔另境沿着四川北路到山阴路，那么在这条路的中间点上，正好能看见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如今，这家书店已经不在。但其旧址，即今四川北路2050号的内山书店旧址陈列室，日前全新亮相。室内陈列的照片和文字，记录下当时中国一批左翼作家和艺术家们在书店留下的足迹。

曾经，在内山书店内，背向店门处，有一把属于鲁迅先生的专座——一张藤椅。如今，藤椅不在。但先生留下的故事，依然在这条路上传颂。

山阴路

大陆新村。

1903年至1911年，在虹口区，公共租界越界延伸四川北路武进路以北路段，吴淞路、海山路以北路段和溧阳路嘉兴路以北路段。在这一时期，租界擅筑多条路，包括江湾路(今东江湾路)、黄陆路(今黄渡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白保罗路(今新乡路)、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其中也包括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

在越界筑路前，虹口区内仅有邢家宅等自然村8个，至1891年，始建寿德里(今吴淞路670弄)等里弄房屋。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英、日和华商先后在虹口区境内投资建房，溧阳路两侧的花园住宅和狄思威大楼(今溧阳大楼)、北端公寓(今长春公寓)、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施高塔大楼(今山阴大楼)、捷克大楼等，均为结构良好的住宅和公寓。另有安慎坊、大德里、永安里、永乐坊、兴业坊、大陆新村等新式里弄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上世纪初，大量日本侨民沿四川路涌进虹口。1917年，日本人内山完造夫妇来到北四川路魏盛里(原四川北路1881弄)，在此创立内山书店。

初期，书店由内山完造夫人内山美喜子经营，主要销售基督教方面的书籍。1927年，鲁迅在此购书时与内山完造夫妇相识并结成挚友。就在这一年，不远处的山阴路，这条日后将成为他们寓所所在的路上，却不平静。

内山书店旧照。

1927年，山阴路上的恒丰里69号-70号成为江苏省委机关。是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有同志来通知，一位知道恒丰里地址的交通员被捕，会议场所可能暴露。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大家撤离会场。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也随大家撤离。下午他回到恒丰里，看见没有异样，就继续回屋工作，不料警车伺机而至，将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韩步先四人逮捕。穿着粗布短衣的陈延年，自称是被雇佣的烧饭司务以隐藏身份，但面对酷刑，韩步先叛变，当堂指证了陈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

1927年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最后，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

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旧址。

内山书店也过得不平静。

1927年，郭沫若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上海避难，一度到内山书店寄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再次受到内山书店保护。大时代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本来只是贩卖书本的书店，最终也被裹挟其中。

1929年，营业不断扩大的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今四川北路2048号，近山阴路口)，此后内山完造与夫人共同经营书店。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进步书刊多为国民党当局查禁，内山书店因地处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由外侨经营，成为出售这类书籍的主要场所，许多中国文化界人士慕名而来。来沪日本文化人士也常通过这一渠道与中国文化人士相识。中日文化人士常在书店内漫谈，内山称之为“漫谈会”，并为之编印杂志《万华镜》。田汉、郭沫若、郁达夫、欧阳予倩、鲁迅等都在这里留下身影。

所以，即便它已经不在人世，却得天独厚地永存于许多作家、文人的记录里——

当时，这是幢坐北朝南的西式假三层房屋，原属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产业。上世纪30年代，书店楼上为内部用房，底屋为营业部。营业部东、西、北三墙为高及房顶的书架，中央设有两侧带平台的书架。在中央书架的北端为顾客漫谈席，南端为付款台。北墙左右分设两门，分别通向事务室和打包间。事务室外通后门弄堂。

萧红萧军与许广平周海婴在鲁迅墓前。

周海婴记得内山书店“单开间的门面，左右有两个橱窗。店里经常出售最新书籍，橱窗的玻璃上不时更换着招贴广告”，“读者进店内仿佛来到书籍的海洋之中”。书架一直顶上房顶，满满当当，丝毫不留空隙，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周海婴每次来书店，“总要爬上高梯，居高临下，俯视一切。俨然成了一个‘盖世英雄’。”

1930年3月19日-4月19日，鲁迅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等组织被通缉，避居于内山书店。1932年1月30日，鲁迅因“一二八”事变再次避居内山书店。内山书店的后门，正好通向内山完造的住宅——千爱里3号（今山阴路2弄3号）。万一有情况，鲁迅可以马上从书店撤走。

先生的藤椅

今内山书店原址内景。

患难之交，使得鲁迅乐于将这家店作为自己的另一个房间。除非生病或者有事，鲁迅几乎每天都到店里来，也在这里会客。

1928年夏衍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1934年11月东北作家萧红、萧军来上海见鲁迅，也是约在内山书店。鲁迅体贴地告诉年轻人“那书店，坐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1935年底，邹鲁风作为北平学联代表与鲁迅见面，也是在内山书店。

因为有鲁迅在的原因，这家书店也像一团火，照亮了许多处于迷茫中的青年。

周海婴记得，“冬天我随父亲到内山书店时，就见他和完造先生在低矮的圆形瓷炭盆边围坐，盆内架一只三腿圆架，上座茶壶，冲饮日本宇治特产清茗。我无事可做，对拨弄炭火发生兴趣。用铁筷（尾带金属链条）拨夹火炭，大放阵阵暖气，驱赶室内的寒冷，使大家的脸颊热得通红。”

至于内山完造对中国的感情，在一件小事中可见一斑：许多来过书店的人，都有印象——书店正门外沿街处，设有免费为行人供应茶水的茶桶。路过的穷人、苦力和乞丐都高兴地来喝水。1937年7月的一天，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上牵着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路过书店。那天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偏巧茶水桶里的水喝完了，“他们拿着空罐子说不出话，一脸难过的样子”，内山见了，连忙拿来了一大壶麦茶，他们立刻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内山问他们从哪儿来，母亲回答“温藻浜”（即蕰藻浜），问他们要去哪里，答“要打仗，去逃难”，内山这才知道，在上海，中日开战也势不能免。

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山书店曾营救过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夏丏尊、许广平等。但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10月，书店停业，由王造时经营的前方书店接收。内山夫妇离开中国。直到最后一刻，书店里还保存着鲁迅先生生前一直坐的藤椅。在鲁迅去世以后，藤椅还留在原地。内山完造说，那是“先生的遗物”，“我桌边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泪水的遗物！”

1972年，孔另境去世。也在同一年，他的夫人到内山书店隔壁四川北路2056号的新华书店工作。她在文艺组当营业员卖连环画。她的女儿记得，店内收款用像布店那样的拉线，吊得很高，“母亲长得矮，垫上两块大砖还要踮起脚，用劲甩，跳上跳下。”

此时，距离青年孔另境第一次去见鲁迅，正好过去了四十年整。

（参考《虹口区志》《内山书店：这里有“先生的专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