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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比眼光更重要的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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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俊珺 2016-02-19 09:54
摘要:李昕说,做编辑靠的是眼光,而比眼光更重要的是品格。做文化的坚守者,做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他和他的前辈们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眼中那些“大家”们的共同坚守。

 

不为“成功”著述,只为“品格”立传

 

解放周末: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您做了33年的图书编辑,与您合作过的许多作者都成了您的朋友,您与他们的故事应该特别多吧?

 

李昕:对,这些年我所接触的人、所经历的事,回想起来经常令我生出感慨。去年我从三联书店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加上过去陆续写过的一些文章,就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解放周末:那么多作家书里书外的故事,一本书肯定是写不完的,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李昕:当了一辈子编辑,也做了不少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的选题。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固执的观点,就是传记要为人格而立,而不是为所谓的“成功”而立。

 

所以当我自己下笔写一些名流作家、学者的相关文章时,所关注的重点不是他们的学术或成就,也不是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更不是他们的逸闻趣事,而是他们的品格。我认为,只有选择这样的角度,我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我想把他们的品格呈献给我的读者。

 

解放周末:您所熟识的名家学者中,哪些人曾经深深打动、影响过您?

 

李昕:先讲一讲杨绛先生的故事吧。我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恰巧杨绛先生是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工作时与她相识。她过去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由于这一层关系,她老人家对我也便多了几分亲切。

 

这些年来,每逢春节或杨先生过生日,我总要代表出版社问候老人家,有时也会登门拜访请教。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百岁诞辰。提前两三个月,我们就在编辑部里商量,应该怎样表达对老人家的祝福。这其实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因为老人家既不喜请客送礼,又不讲繁文缛节。往年过生日时,我们要给她送礼,她总是说她什么都不需要。送花,家里没有地方摆;送蛋糕,家里没有人吃;若是送别的东西,她当时收下,心里记得是你送的,等你下一次再去,她便说你上次送来的东西已经在我这里放了很久,我也用不上,你还是带回去吧。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栏目找到我,说要做一期为杨先生祝寿的专题节目,就在7月17日播出,希望我能参与。我觉得这节目正是给杨先生的最好的百岁生日贺礼,便欣然答应了。节目播出后,杨先生请学生吴学昭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这期节目做得不错,她看了很高兴。但是,她发现我有个地方讲错了。我听了心里一惊。原来钱、杨二老在清华大学设立的是“好读书奖学金”,但是被我说成了“好读书基金会”了。杨先生说,设立奖学金比较简单,但是建立基金会就不同了。她叮嘱我,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能一错再错,免得以讹传讹。

 

虽然这件事所涉及的事情不大,但是杨先生严谨和认真的做人态度,令我受教。

 

她希望我们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解放周末:一位作者选择哪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籍,是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和出版社的编辑气息相投?

 

李昕:是的。做书33年来,我觉得严谨和认真,是能否吸引好的作者、做出好书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品格。这种品格既来自身为从业者的自律和责任感,也来自于像杨绛那样许许多多大家身上一种相通的精神。

 

记得我在工作之初,编辑了王蒙先生的文学评论集《创作是一种燃烧》。当我把改好的稿子送到王蒙家时,没想到他当场挑出了书稿中一处关于“的、地、得”的使用错误,这让原本对书稿编辑质量很有信心的我很脸红。此后,我对书稿的细节格外重视。

 

我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那会儿,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编辑部里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等“一代名编”都还没有退休。作为一个年轻晚辈,见到这么多自己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令我欣喜。

 

解放周末:老一辈的名编辑们对您有哪些影响?

 

李昕:老前辈们告诉我,做书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编什么,你就要关注什么,要钻进去;二是做什么书,就得像什么书,既要符合规范,又要符合读者期待。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编辑了唐弢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为了和唐弢先生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我找来了国内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这种做法很快得到了屠岸先生的肯定。

 

解放周末:您在《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中写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知名编辑韦君宜的故事,她那句“当编辑不要想当官”,让人印象深刻,她是否也影响了您的从业之路?

 

李昕: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听的第一堂编辑课就是韦君宜亲自讲授的。她开宗明义就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这句话是她当小编辑时,胡乔木总编辑对她讲的: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君宜说,她这辈子,就是听了胡乔木这句话,她如果早早选择当官,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但是每到关口,只要想起这句话,就会排除杂念。无论是留学的机会,还是“下海”的机会,我都婉拒了。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副社长退休,当时我是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把我视为接班人,想让我做副社长主管发行。我回答他说,我不想脱离编辑岗位,还是希望以编辑为主业,我就这样放弃了一个提拔的机会。

 

我就想一辈子做编辑,一辈子做书。为了做编辑,无论是当官的角度,还是发财的角度,我都放弃了一些机会,但是我并不后悔。这样坚持下来,也颇有收获,自觉并未虚度此生。

 

做书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

 

解放周末:您的话让我想到日语中的一个词,翻译过来叫“一生悬命”,日本一些街镇上的小杂货店里会挂着这样的招牌,意思是说家里世代认真经营着的就是这家小店。您说的“一辈子做编辑”,耐住一种寂寞,坚守一种情怀,诠释了“一生悬命”四个字。

 

李昕:这份匠人之心是相通的。要做好编辑还有一件特别难的事,在于他不仅要用一生去坚守,还要一生葆有激情。

 

激情是由爱而生的。爱编辑这个职业,就要爱书,爱读书。好编辑百分之百都是爱书之人。因为爱书,所以一心要编好书,发现好书就会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有时候甚至会进入痴迷状态,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书编好。激情也在引导和鼓励编辑发现好书,一个好的编辑会把激情都投入于怎么去发现作者,怎么去发现好作品,怎么把书做好。

 

解放周末:说到发现好作品的激情,让我想到《邓小平时代》 一书,听说您为了争取这本书的出版权,打了好几“仗”,最终使三联从30多家出版社中脱颖而出。

 

李昕:之所以要争取这本书的出版权,是因为傅高义先生的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点燃了我心里发现好书的那种激情。你可能不知道,傅高义先生为了写这本书花了整整11年。这11年来,他每天工作不少于10个小时,我一算,他为了这本书竟用了4万个小时。除了搜集浩瀚的史料,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独家采访,他在前言中列出的受访者总数超过300人。

 

傅高义能写出像《邓小平时代》那样的著作,除了有赖于他深厚的学养、严谨的治学、独有的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之外,还得益于他的品格。你刚才问我,认识的学者中,有哪些品格会打动我,我要说,傅高义的笃实、敬业和善良,就深深打动了我。

 

我和他在一起时,发现他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和他所接触的人交流。多年来,他认识很多中国学者,有些与他同辈,有些比他年轻,但他一律称之为“老师”。即使有人批评他的《邓小平时代》,他也不生气,还把文章找来研究,这种大度令人敬佩。他善意的态度也塑造着他的作品。他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些重要历史人物,都报以一种善意的心态,“以善意预设他人”让他的书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客观和公允。

 

解放周末:《邓小平时代》在中国的出版非常成功,获得了包括“中国文化特殊贡献奖”在内的十余项大奖。您觉得当初最终打动傅高义,让他愿意把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的原因是什么?

 

李昕:我告诉傅高义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中国读者有着特殊的价值。我作为出版人心目中一直坚持一个理想,就是希望用书来参与、推动历史的进步。傅高义说,如果这本书真的能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正是他所期盼的。

 

这件事也让我深刻意识到,作为一名出版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只有理念对了,才能坚持做好书、出精品;反之,仅仅靠雕虫小技出书,虽然也能挣一阵子钱,但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简而言之,做书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

 

好书难觅的背后,是“滞涨”带来的恶性循环

 

解放周末:作为编辑和出版人,您所坚持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会不会遇到与市场、经营相矛盾的时候?

 

李昕:我的这个出版理念,恰恰是我在香港三联书店担任总编辑时期,也就是经营压力最大的时候形成的。

 

我曾经把我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比喻为“深井里游泳”,井很深,水又冷。香港的图书市场很小,竞争很激烈,出版社都是自负盈亏,书卖得不好,出版社就过不下去了。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是1996年,正处在香港回归前夕。许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还不太了解,我感到我们三联书店作为一家中资出版社,有责任告诉大家什么是“一国两制”,于是就策划出版了《“一国两制”知多少》《基本法知多少》等一批书。这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根本想不到要出版的书。可那时候,到了香港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帮助香港人了解新政策,顺利完成过渡。
解放周末:那些书的销量怎么样?

 

李昕:销量非常好,几乎都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这就给了我一种触动,承担社会责任和满足市场需要,其实并不矛盾。

 

到香港之后,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香港三联书店的蓝真先生,他代表了三联人的品格和风骨,是他让我懂得了一个出版人要“以图书参与现实”。蓝真先生对于“做书就要做好书”的要求很高,好书的标准,就是当年邹韬奋先生在开办三联之初所设定的宗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可以说,虽然我过去在北京已经做了十几年出版工作,自认为是个训练有素的编辑,也懂得要出好书、出精品,但我的出版理念以及对图书市场的观察思考,很多都是在香港的时候形成的,让我一生受益。

 

解放周末:在33年的编辑生涯,您经手过几千本书,在您眼中,什么样的书才算好书?

 

李昕:好书肯定是有品位、有品质、有质量的书。对于这个“好”字,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但这其中肯定有这么一条,就是必须与庸俗和粗制滥造划清界限。

 

解放周末:这些年我国的图书出版总量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但让爱书人感到无奈的是,精品书并不多,有时候甚至觉得无书可读。作为一位资深出版人,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李昕:我也有同感,现在的书虽然多了,但是好书不多,有的选题重复,内容粗制滥造,有的甚至是彼此模仿拼凑而成的,还有一些书则为了赚钱而哗众取宠。此外,出版社也趋于同质化,越来越难保持原有的品牌风格和传统特点。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中国图书出版的“滞涨”问题,就是图书出版的总量虽然在增长,但靠的是提高定价和增加品种,表面上看起来是“繁荣”了,其实并不能在实质上帮助人们提高文化生活水准,加大全民阅读的总量。2011年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这几年来,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解放周末:“滞胀”的后果是什么?

 

李昕:它容易把出版社逼上一条不归路。由于单品种效益降低,出版社便要靠多出书来补足效益;但因为书多了,品种泛滥,质量不免降低,重复出版和粗制滥造的现象严重。这样的书更难保证单品种效益,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书越出越多,但每一本的效益越来越低,结果更要多出书。

 

解放周末:除了“滞胀”的危害,纸质书还面临着电子书的冲击,您认为纸质书将来会被取代吗?

 

李昕:我依然看好纸质书的将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电子书发展得比我国早,所占市场份额也比在我国大,但2015年的最新数据表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销量增长相当。依我看来,纸质书仍然拥有长期的价值,它不会被电子书取代。

 

解放周末:纸质书虽然不会消亡,但读者对纸质书的诉求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可以说是要求更高了。

 

李昕:在这个电子阅读冲击纸质书的时代,怎样把一本书做出“书感”很重要。“书感”就是要给书找到更符合读者期待的形式。什么内容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最能让读者满意,要用一种最佳的方式结合好内容与形式。目前来看,纸质书的“书感”恐怕是电子书一时无法取代的,这也是纸质书会继续存在的理由。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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