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去想任何商业元素，顺着最纯粹的艺术追求去做，中国电影总要有一样这些影片。”在文学性与新时代艺术电影——电影《村戏》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借由电影《村戏》热议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电影创作建言献策。

重建中国乡村电影的传统

《村戏》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村戏》《花生》和《老路》。电影的黑白色调、斑驳老房，将观众带入到1982年发生在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陈年旧事：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夕，村民们等待“分地”，包产到户，王支书要恢复老戏演出，迎接领导，由此引出一连串的利益冲突、感情纠葛。

这部小成本电影获得了第31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并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配三项提名。同时，也收获了第54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指出，《村戏》重新把乡村概念拉回到家国概念。“这些年，中国电影有很多不错的农村题材，但还是有不足，这些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完全割裂，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后者成为一个荒诞的地方。事实上，农村不只是农村的农村，《村戏》导演郑大圣重建了中国乡村电影的传统，重新打开了乡村题材。”

“《村戏》反思中国的当代历史，改变我们民族的健忘性。”复旦大学影视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俊蕾表示，农民作为中国农村的主体，长久以来，在电影中是牛马般的存在。“我们需要反思，给予他们在时代变革中应有的位置。但不需要道德拔高，而是还原到农村生生不息的原生态。”

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胡晓军坦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有这样的反思作品非常好，我们有必要借助文学家、艺术家的时光机重回现场。”

是上海电影人的一次胜利

《村戏》是一部实打实的“上海出品”电影作品。“《村戏》得以成功也是上海电影人的一次胜利。”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表示，中国电影产业化后，真正用心、用思考坚持创作的作品不多，《村戏》的导演郑大圣多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精神，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再过50年、100年，《村戏》还会是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良知、风骨和责任。”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臻表示，“小鲜肉、美女、好莱坞……我们学好莱坞到什么程度了？郑大圣又把我们召唤回来。《村戏》中展现的历史千万不能遗忘。它不光是一个阶段的历史，它超越这段历史，放在哪段历史都是有可能的，我对上海电影肃然起敬。”

在毛尖看来， 《村戏》不应该只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上海作为诗学电影的期待，是不是可以再出发？《村戏》中找不到小鲜肉的脸，可以构成一个新的起点，不然到电影院全都是青春电影或靠脸吃饭的电影。”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认为，《村戏》非常能体现上海文化中海纳百川的品格，也能体现上海电影精益求精的品格，“但这也不能否认，《村戏》也存在一定的艺术手法争议。在电影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当中，我们必须永远保留一块特殊的生长空间，给电影艺术家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空间，就像《村戏》这样。”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直言：“这个电影的价值所在，也就是先锋实验性。在当下商业大潮之下，尤其是艺术电影和个人风格的探索被边缘化的大前提下，郑大圣导演的这部电影不仅是上影之光，不仅是上海电影之光，甚至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之光。”

本次论坛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