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近日司法部门公布既判案件中的两起“案中案”——原广州市府副秘书长晏拥军身边，常年有一个郭老板，像“皮夹子”一样为晏秘书长买单，供他吃喝嫖赌，被晏拥军封为“私人生活秘书”。晏秘书长打牌赌博，开房300次，郭老板付了六七十万；晏秘书长召妓200次，嫖资均由郭老板支付，又是六七十万。郭老板付账付得阮囊羞涩了，只好将老父的房子抵押出去借了100万——因为要当好“生活秘书”为晏秘书长买单啊，晏秘书长随即将一大块停车场的使用权无偿交给了郭老板经营......

晏秘书长给郭老板的头衔，不过小小“生活秘书”，郭老板所图求的，也不过是发一点小财。但是另一个“案中案”就不是那么“小儿科”啦——南平市有一个陈老板，“跟随”检察长娄彩敏多年，为他鞍前马后“安排生活”。当地都知道陈老板是娄检的小兄弟，说话十分管用，于是不少人找娄检察长办事，甚至连检察系统的干部安排、员警调动，都要通过陈老板给娄检“说”。只要陈老板“发声音”，娄彩敏多能“义气”地予以关照办妥，所以当地人称陈老板不光有钱是个富翁，更是南平市检察院的“常务副检察长”，于是“严肃的组织人事问题，在这里被搞得乌烟瘴气”。

其实这类的“常务副检察长”，并不止陈老板一个，长期担任组织部长的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身边，也有一个徐老板。从过往紧密发展到言听计从。徐老板先后给了李部长李书记1370万，便开始就组织人事安排“发声音”，某人职务升迁，某官职务调整，徐老板大可“做主”；连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都是徐老板“提名安排”的呢！李云忠对徐老板的“保荐”，有求必应，没有打回票的，于是这个房地产老板，便成了当地无人不知的“地下组织部长”！

从“私人生活秘书”到“常务副检察长”，再次提出了政商关系这个大课题。在我们的国情之下，政商关系尤其突出，尤其不易处理好。我们说，政府要为企业服务，官员要甘当“店小二”，就必须同老板“交朋友”。但这种官商之间的友情，必须是像总书记说的那样“君子之交淡如水”，不但不要勾肩搭背，尤其不能有任何金钱往来、利益输送。过去一些年，收受商人货币、股权、房产等的官员有，但恐怕并非多数，多数的是“生活秘书”，用老板的“资源”、叫他当“皮夹子”买单，吃他的、用他的、打他的高尔夫、游他的“列国行”，这样的“往来”，人们并不陌生，这样的“兄弟情深”，就必须严肃治理。

从“私人生活秘书”到“常务副检察长”，更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层次警惕的问题——中国的商贾，向来有结交官员、当“红顶商人”的历史，其中也不乏“围猎”官员的。这种“围猎”，固然多有像前文郭老板那样，甘当“私人生活秘书”不过为了发财、为了一块停车场而已，但不可忽视的是，已经有了少数奸商，他们花银子买路，把官员拖下水，是盯住了“常务副检察长”、“第二组织部长”那样的“境界”——有的老板对政治兴趣浓厚，插手官场的党争派斗，尤其是干预干部人事安排，他们的眼睛，不光是盯着区区一块“停车场”，而是要安插自己的代理人、代言人、代表人物，有着其“高层次”的要求。三晋最大的煤老板张某，不就是那种“山西官场的影子老板”以及“太原第二组织部长”吗？提拔谁、搁置谁、重用谁甚至查办谁，都要“听一听张总的意见”！

这种畸形的事例，是政商关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老板”只甘于当“私人生活秘书”——他天天想做地下幕后的“常务副检察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