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正好。在五环以外、六环以内的一处工地，陈佩斯拿着一卷皮尺爬上爬下，一会儿招呼施工人员一起丈量地基尺寸，一会儿弯腰把脚边的小石块捡到一边。在他背后的山坡上，一辆黄色的挖掘机正在轰隆隆地工作。　　

为了干活方便，陈佩斯把蓝色外套系在腰间，露出皱巴巴的淡蓝小花衬衫，下面是一条同样皱巴巴的棉麻长裤和一双圆口黑面布鞋。跨过壕沟时，陈佩斯一个飞跃，落地时打了个趔趄，把周围人吓了一跳，好在他很快稳住身形，龇牙咧嘴笑了起来。

陈佩斯在工地。  受访者供图   

这一笑太令人熟悉了，这是春晚经典小品中“陈小二”陷入窘境后自嘲的标志性表情，配上锃亮的光头和颇具辨识度的小眼睛，二三十年前的记忆涌上心头。但除了这一笑，陈佩斯的改变太大了。他的胡子、眉毛已经发白，眼珠仍滴溜溜转动，但眼神中传递出的不再是大众熟悉的眉飞色舞和狡黠机敏。　　

这片让陈佩斯忙活的工地紧挨着大道戏剧谷。大道戏剧谷是陈佩斯的新根据地，这里远离城区，拥有6个室内排练场和1个室外排练场。按照陈佩斯的设计，这座带有后工业风格的二层红砖建筑不仅提供排练场地，解决了北京排练厅少而贵的问题，还是一个综合性创作基地，将成为中国优秀舞台作品的孵化园。如今戏剧谷刚刚落成，陈佩斯寻思着要好好归整门前的山坡。　　

今年64岁的陈佩斯，这些年身体并不算太好。按他的解释是“心还很高，觉得自己还行，但里头不行”，有一次他甚至从舞台直接被送到急救室。因此，现今无论到哪里，他手上都捧着那个咖啡色的大茶缸。按照妻子的嘱咐，他不再喝浓茶，转而泡上枸杞、山楂、柠檬，有时再加一些灵芝粉。“我现在已经有了包浆，火气没那么大了。”陈佩斯咂了一口茶，淡淡一笑。

种树

在工地上忙活了1小时后，陈佩斯披上蓝色外套，钻进喜剧《阳台》的排练场。“到时候，你们都要去种树，自己种的东西会有感情。”开排之前，陈佩斯对着几位年轻演员说，“一个东西在你手上活了以后，它的生命力就会比你强。当你弱的时候，你抱一抱它，它会给你力量。”这时，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分明是慈祥和宽厚。　　

《阳台》排练休息，陈佩斯与演员们做游戏。 受访者供图    

陈佩斯很乐意和人谈起门前的山坡和他的种树计划。在记者和他见面的第二天，陈佩斯向记者介绍起这片山坡的变化。“这是一座垃圾山。”在大道戏剧谷的会议室里，他一指窗外，山坡上几株枝叶稀疏的小树下，一些废弃塑料袋、废旧轮胎和水泥块裸露在外。　　

“我们让挖掘机把土来回一倒腾，把坏土拿走，留下好土，这样把树种上，3年能活，根稳定住，下雨就不怕了。”他说起这些时双手挥舞，两眼放光，“接下去要多种果树和花。”

“这里要用连翘，一长一大蓬，像瀑布一样垂下来，下头草再一长，就接上了。下面再长上月季，漂亮！再种上桃、梨、杏，只要适合北京的我们都种一些。还要种一棵松树。为什么只种一棵？因为贵啊。我自己掏钱选了一棵。”如果不打断，他似乎能将这个种树计划一直讲下去。　　

事实上，这片山坡并不属于大道戏剧谷，山上那些手腕大小粗细的小树苗由政府部门栽种。但是陈佩斯执拗地认为，自己应该把周围环境弄好。“种树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孵化出好的作品。”　

与想办法改造环境不同，陈佩斯对于自己的外表倒没那么在意。在向记者介绍种树计划时，他依然穿着前一天的衣服。“我是数着天来的。不出汗，3天换一次衣服；出汗，两天换一次。这样舒服一些。衣服熨得妥帖，穿得板板的很难受，不舒服。”陈佩斯边说边晃了晃脚上那双市场上已很少见的圆口布鞋。这双布鞋是他在济南地摊上花30元买的，穿到现在脚后跟处有些脱线。　

“你是不是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记者问。

“那不一定。”陈佩斯低头一笑，“我的要求高和别人的高不一样。”

戏剧

在排练厅里，捧着大茶缸子的陈佩斯是要求严格的“陈老师”。　　

记者观摩了一下午《阳台》的排练，这部戏已经演出过几百场。这是陈佩斯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舞台喜剧，灵感来自于他对农民工在城市里的遭遇。他偏爱这一题材的原因是：“我的喜剧一定要有深刻的社会问题作为动力”。按照计划，当天下午第四幕要全部排完，剧本上这一幕有16张纸，但1个多小时过去了，刚翻过去1张半。　

大道文化喜剧创演训练营上的陈佩斯。 受访者供图

单一个“想”字，演员们来来回回排了10遍。“停！你不能说得这么痛快，打掉的牙往里吞，你这是被迫接受一个屈辱的条约。”“稍等，长了。”“要表现出困境，同时也要表现解脱困境。”“有一点了，来，换个人演……”在陈佩斯的指导之下，AB两组演员轮番上场。排练场里温度不高，但演员的脑门上开始冒汗。到最后，陈佩斯上场示范。有意思的是，只要他一做动作，抓耳挠腮、急赤白脸的“陈小二”总是若隐若现。　　

身边人说，这两年陈佩斯明显变得宽厚。前几年他给大家排戏，有一点不对，当场就骂。而今，他有意无意把“好吗”“好吧”放在句尾，气氛顿时缓和。

“好了，休息15分钟。”陈佩斯大声宣布。“什么？是10分钟。”这会儿要求严格的反而是陈佩斯的儿子，也是本轮演出的《阳台》的复排导演、主演陈大愚。　　

2012年，陈佩斯开办大道文化喜剧创演训练营，培养喜剧人才，每年招收15名学生，其中部分学员成了大道文化的签约演员。陈大愚在微博上透露，每年都有一堆人问他喜剧培训班的事。陈佩斯却说：“这不是一个火爆的事。问的人多，来的人少，报了名能留下学习的就又少。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特不得了，卜楞卜楞就飞走了。”　　

“从根上说，是我在找他们。我求人才的心，比他们求知的心要强多了。”陈佩斯微微叹了口气，“我要把诱饵挂得再大一些，饼画得再大一些，我尽量把秘笈告诉他们，希望能留住这些人。”　　

陈佩斯所说的秘笈是指他自创的喜剧理论，最基础的是“差势说”。“最终所有喜剧笑声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在舞台上产生了人与人的差势，角色和观众之间、角色和角色之间，甚至是他自己对比的差势。这是我总结喜剧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说，这个差势关系是他在近20年来发现总结的。最早在春晚舞台上，他和朱时茂演小品时，发现戏弄权威的部分特别好玩，被戏弄的人身份越高、官越大，喜剧效果越好。　　　　　　

现场排练时，陈佩斯喜欢一边抠细节，一边讲解这一段的“势”在哪里。在大道文化喜剧创演训练营，学生进来后第一堂课，讲的是“人类的笑行为”。在与记者的对话中，陈佩斯花了大量时间解释喜剧中“我”的三重关系。即使在一些专业的表演院校，如此深入的喜剧理论也难得一见。　　

但面对现实，这些理论却难以广泛传播。“有些东西要10年、20年才能理解。”陈佩斯承认，最近大道文化喜剧创演训练营的授课方式有所改变，“加强实践，过深的东西不讲了。”

排练间隙，陈大愚和同龄的青年演员们开着玩笑、打打闹闹，而陈佩斯总是独来独往。相比抖音、快手，陈佩斯更乐意谈论优孟、苏东坡、王安石、郑板桥、徐渭。“我们以前做小品时，还以为自己是开创者，但其实从南北朝到隋唐宋就有了短剧，宋朝就已经有大戏，规模很大，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此时，他的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向往。　　

“儿子能理解这些理论吗？”记者问。

“不可能。”陈佩斯的回答直截了当。　　

春晚

4月17日，一位名叫“陈佩斯”的用户在知乎上跟网友打招呼：“我是陈佩斯，如假包换呐！多多关照！”网友的评论短时间内超过了1400条。至今，“陈佩斯”一共发了4条信息，每次总能引来成百上千条评论。　　

在知乎上，“陈佩斯”的标签是“曝日堂堂主”，关于这个名号的解释是“1997年那阵子，我有个石板房，那年是暖冬，我天天在南墙根前晒太阳，浑身发热满心欢喜，遂给这石板房起名‘曝日堂’’。“曝日堂”是陈佩斯1989年在北京郊区的山上花了2万元买的一座院子，作为周末度假居所。当时陈佩斯的钱不够，朱时茂出了1万元。　　

对陈佩斯来说，199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199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留下《王爷与邮差》，从此告别春晚。但据他说，此前一年，他的工作就已逐渐停下。以往为了那一个小品，陈佩斯和朱时茂会忙上整整半年，但1997年他陪着父母住在“曝日堂”晒太阳，一下子轻松起来。　　

“曝日是为了表现一种休闲，一种超然物外，旁观、超脱的感觉。那种美感、满足感，特享受。”陈佩斯眯缝着双眼，仿佛回到那些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在很多人看来，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就似乎突然消失了，背影难免是悲情英雄式的，但在陈佩斯口中，那段日子倒是难得的惬意闲适。　　

“每年重复做这种小的东西对我来说已经非常不满足。”和春晚真正的矛盾在于他想推动春晚在视觉艺术上的突破，但不被采纳。离开春晚，算是他追求“舒服”的代价。　　

今年春节之前，“陈佩斯重回春晚”的消息再一次在微信朋友圈热传。为此，陈大愚特意发微博澄清——听说有人传言陈佩斯要上今年央视春晚。在此澄清一下。他在外地度假过年呢。　　

对于希望他重回春晚的呼声，陈佩斯岿然不动。他并不否认，这些年春晚在向他抛橄榄枝，有时朱时茂会被说动，来找陈佩斯商量，而陈佩斯总以签了演出合同为由拒绝。“那怎么办？总得有人唱白脸吧。他不唱，就我来唱。”　　

当陈佩斯从春晚舞台抽身离开，民间开始流传各种各样关于他的故事。最有名的是“开荒种树”，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最无路可走时，陈佩斯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座荒山种树，靠卖树苗、卖石榴的钱东山再起。　　

“没有的事。当时市政府有这么一个政策，我带头承包了，但没有卖树苗。”这么多年，陈佩斯在媒体面前多次辟谣，但效果甚微。　　

事实是，陈佩斯在承包荒山之后根本没种树。“你看着像荒山吧，过去一看才知道，里面生机勃勃。”下一场雨，山上就会长草，然后长灌木，再过一年，榆树苗就长出来了，被风刮来的树籽在荒山上自然生根、发芽。“头一年，树苗和牙签一样粗细；第二年，牙签就长成了筷子。5年成小树，10年就成大树了。”陈佩斯两手一掐，围成一个圆，“就是这么壮。”　

从他承包的荒山出发，翻过一道山梁，就是“曝日堂”。荒山、石板房，别人看起来艰苦的生活环境，陈佩斯却钻在其中乐此不疲。　

回忆那段岁月，陈佩斯认为，无论是荒山还是石板房，都给了他滋养。买下农家小院后，陈佩斯盖起房子。“我到部队借了卡车，自己找小工，请村里人盖。所有事情都要想到，连买几寸的钉子都要想好。盖房子的同时，自己也成长了，下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拍片。”陈佩斯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和父亲这辈最大的不同，我能够创造自己的生存环境。”　　

1991年，陈佩斯在海南成立“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两年后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最早一家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公司。此后，陈佩斯迅速拍摄6部电影。但当时电影市场的规则尚未完全建立，他常常在媒体上抨击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　　

“本身是赚一点，只够你下一部接着拍，等于没赚。但是一部电影运作周期3年，等于亏了很多。”说起拍电影的日子，陈佩斯用“连滚带爬”来形容。

悲喜

离开春晚舞台3年后，2001年陈佩斯的第一部话剧《托儿》正式推出，开创了舞台剧领域民营公司市场化运作的先河。短短3年间，该剧仅通过118场演出就实现了近4000万元的票房收入。然而，在陈佩斯的记忆里，那段时间“非常心酸”。　　

在某省会的大会堂里，陈佩斯一行所见到的是多年未曾打扫的厕所，开门就是一股尿骚味。台上演着戏，剧场的工作人员突然从后台一撩大幕就往下跑。那时，全国还没有一出商业演出的话剧，很多城市连像样的剧场都没有，更别提话剧市场的兴盛了。有时，朱时茂拉着陈佩斯四处演出，两个人的收入就能顶全剧团收入的两倍。　　

“没办法，我们得先帮他们打扫卫生，再一点点建立秩序。”为了立规矩，陈佩斯曾几次中断演出。十多年过去了，话剧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兴盛。有数据显示，全国话剧的演出场次和演出收入，每年增长率达到7%以上。回头来看，陈佩斯又当了一回“拓荒者”。　　

踩准时代的步点，才能从容起舞。陈佩斯每次都踩上去了，但老是多往前迈了那么一步。　　

“到了那个位置，就该你踩上去，就该你受这份磨难。”陈佩斯说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喜欢做喜剧，他就要承担很多别人不理解的东西。　　

但反过来，他也在享受这个过程。“你看着它一点一点重新被建立起来，感觉很好。同样的剧场，第二次来，他们就不敢从台口走了。我们在他们心里是有分量的，会敬你三分。”　　

如果能选择呢？“我想晚生30年。”陈佩斯哈哈一笑，开始畅想，“到时候我就不是陈佩斯，但一定会有一个‘陈佩斯’，这个时候我来上他的课，听听就行了。”　　

上世纪80年代，陈佩斯看到一本杂志上介绍了卓别林的“困境”喜剧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他认为，所有创造笑声的行为中都有一个悲情的内核，它是生成创造笑行为的行动线，是内驱力，是最核心的东西。　　

兜兜转转，喜剧总是逃不脱悲剧的成分，甚至越是悲情，就越有喜剧效果。悲喜翻转，才有了戏。　　

“我的人生无悲无喜。”采访末了，陈佩斯如老禅入定一般，“事实上没有悲，没有喜，本来就没有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