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始建的番禺会馆比南海会馆更小，竟是胡汉民题字。哪个胡汉民？我计来算去，根本不可能。本名衍鸿，字展堂，自称汉民，不做清朝臣民之意的番禺人，是国民党前期的右派代表人物之一。如果真是这位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据说曾到槟城，当时住在槟城的张裕葡萄酒创办人张弼士，暗中资助孙中山革命的30万两白银，就是托胡汉民转去的。那位胡汉民是1879年出生，1936年去世。怎么可能在1971年还为槟城番禺会馆题字呢？

原来1879年胡汉民出世时，正好新加坡番禺会馆创立，1921年胡汉民赠送新加坡番禺会馆的墨宝就是“番禺会馆”四字。后来马六甲、吉隆坡、怡保和槟城的番禺会馆，都复制了相同的一块匾额。要知道胡汉民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呀！原本在新加坡的那幅真迹，岁月流转间已下落不明。海外华人比较熟悉的番禺名人是“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家冼星海、甲午风云核心人物邓世昌等。

往前是旅客看见便心里落实且温暖的7-11，旁边为所有来过的游客不会忘记的爱情巷。爱情巷72号是时中学校，1935年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伍连德就在这里鼓励大家不要抽烟。1879年3月出生于槟城的伍连德，是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裔。1904年回到家乡槟城行医，积极参与华社服务，致力社会改革，主张男子剪发辫，提倡女子受教育等。为抵制鸦片，在爱情巷72号成立戒烟社，得罪英国政府与鸦片商人，遭受陷害，行医资格被取消。1907年袁世凯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院副院长，1908年上任，在中国行医将近30年才回来。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他投身抗疫防治，成功消灭鼠疫名闻世界，是华人之中最靠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爱情巷口这一段路，越夜越精神，打破了“槟城没有夜生活”的传说，槟城著名的小食几乎全集中在这儿。此时灯光未亮，游人不多，街道静悄悄，是在地槟城人希望见到的景观。不要太多精品酒店、不要太多小酒吧、不要太多洋咖啡馆，希望原来的居民仍留住，缓缓地过着槟城人最爱的慢悠生活。盼愿环境干净食物美味，但不要把一切搞得过于工整，如果和其他地方的老城同模同样，自我感觉和世界同步，但那还有个性和特色吗？槟城人期待不要那么快改变老城的老好模样。

许多人没有注意小贩中心附近的回教文化中心，反而位于背后的甲必丹吉宁清真寺是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点。始建于1801年，1926年时由回教和印度教徒出钱，并聘请来自印度的建筑师修建，包括建材也从印度进口，建筑风格因此添增摩尔色彩，清真寺名甲必丹吉宁。甲必丹是领袖之意，吉宁是印度东部的一个王朝，叫KINGDOM OF KALINGA。槟城华人叫印度人为吉宁仔，相信源自KALINGA。女儿小时候，给她们讲过一个关于卡陵迦王朝的传说。从前来自东印度卡陵迦（吉宁）的苏兰皇帝打算攻打中国，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派一艘船载了一群老兵到卡陵迦，告诉苏兰皇帝说，你要去攻打中国吗？我们是从中国来的，出发时是年轻人，走到老年才抵达你们这儿呢！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以智慧化解战争。

回教文化中心有时主办画展，不一定是回教徒艺术家才有机会办展。我曾经来看过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媒介的艺术创作联展，艺术家包括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共三大民族。

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前，仰头看高达四层楼的余仁生大楼。槟城每一个华人家庭的小孩和妇人都吃过余仁生保婴丹和白凤丸。余仁生还是香港十大名牌之一。创办人余广培为广东南海人，他的儿子余东璇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余东雄是堂兄弟。保皇派的余东璇和余东雄非同路人，而余东雄的父亲，也就是余东璇的叔父，还是余东璇的杀母仇人，但年轻的余东雄为革命壮烈牺牲后，余东璇承担起照顾堂弟家属的义务。余东璇一生的故事比电影还精彩，1941年这位亚洲巨富去世，会计师花50年时间才将他的财产理清。余仁生中药店以品质和信誉服众，价格虽比其他品牌高昂，消费者仍愿意付出，对它的产品充满信心。

当我望向对面另外半段牛干冬街要过去时，手机响起来，约会的人已经抵达，“我在小印度的北印度餐厅门口。”小印度就在牛干冬街的下半段，那又是另一种风情，让我先吃过晚餐再说吧。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