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叫我听电话，说是香港打来的。想不出香港有谁需要给我打长途。

拿起电话，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平缓沉静中有几分亲近，又有几分胆怯，像是故日旧人，他直呼我小名。

“是呀，是我。”——可他是谁呢？声音相当陌生。

“我是……我是李正平……”

“嗷——是你呀!”我失声叫出来。

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前的往事……

二十五年来，他的名字很少记忆中出现，却从来没有忘记。二十五年没忘记。

他是那个该做我姐夫的人。

姐姐说，他聪明，文雅，正派，善解人意。他们同学时并没来往，只是互有吸引。校园里玩球，许多同学围一圈，每次他接球，总拍给我姐姐，可他不敢看她。姐姐也不看他，却羞红了脸，像她身穿的毛衣，红得诱人，却众多目光注视下，还是把球拍还他……

一个宁静的夜，灯光柔和，姐姐回忆着，挂着一丝甜羞的笑，很淡，很美，从心底溢上来。

毕业分配时，他去吉林插队，姐姐留在上海。动身那天，同学们去送他，姐姐也去了。他和每个人说话，除了姐姐。可他心不在焉，目光余角总离不开那团红。后来他说过，说他再没见过第二件这样的红衣，不是桃红，不是粉红，也不是洋红，说不上什么红，红得明亮、温柔、恬静，红得人心旌荡漾。分手前，同学们互留地址，他看见的，记住的，只是姐姐的。然而，整整一年，他没写信，不敢写。回沪探亲时，他总借故经过我家，希望撞见姐姐。

撞见了，那次相遇，寒风中，两人站了很久，说了很久，谁也不忍先离去。后来，姐姐邀他来家。他来了。

姐姐推开门，一脸春色。“这是李正平，我的同学。”姐姐常有同学来，可这次，爸妈一眼看出了异样。妈妈与他说话时，细细打量他，难得过问孩子事的爸，例外叫他到身边，与他聊起家常。他坐着，双手放膝上，红着脸，低着头。他走后，爸爸说：“不错的孩子。”妈妈说：“有教养，长得神气。”

我问姐姐：“你喜欢他？”

姐姐羞红了脸：“是同学，好同学。”

后来他常来，姐姐也常去，总有那么多借口。那时，他们二十刚出头。

也许因为同学，也许因为太年青，他们一起时，爱拉上我。我也乐意。我们常去郊外，去海边，骑上自行车，带许多食物。他像个卫兵，小心翼翼，一路护卫我姐姐。

他爱看书，我也爱。他看过许多书，有的我还没看。那晚下雨，姐姐没在，亭子间里，他给我讲《茶花女》，伤心的故事，催人泪下。他沉浸了，声音平缓，充满情感，打动了我，也打动了他自己。雨点掉在屋檐上，淅淅沥沥，夜，格外静。后来读那书时，总想起他，想起那个雨夜。

一天，姐姐病了。也许没病，只是“想”病。一整天，他坐在床边椅上，两人说着话，静静的，柔柔的，很浓密。记不得为什么，偶然上楼一探，看见他与姐姐的手，五指交叉握住，胳膊支在床沿上，两手一起在摇晃，晃得悠悠，满是温情柔意。看见我，两人松开手，羞涩地笑，招呼我进屋。

我家几个中，姐姐最坚强，很少流泪。可每次他回吉林，姐姐都流泪。临到最后一刻，姐姐捂脸奔进亭子间，锁上门。他跟上楼，站门外，低着头，红着眼，不出声，一动也不动。站到非走不可，轻敲一下门，说声：“我走了。”说得也轻轻。妈妈流着泪，送他出家门：“自己在外当心，到了那就来信。”早已泣不成声。我那阅历很深的爸，待到他离去，竟也躺在沙发上，无可奈何叹口气。我送他去车站，也不说话，不知说什么好，心情很沉重。记忆中送别，总在霉雨季节时，凄凄惨惨戚戚。

他努力工作，争取早日上调。

那年二月农闲，步行五十里，去到山外县城，想用他所有劳动所得，为姐姐买件红毛衣。山路崎岖、泥泞，他唱着歌，精神抖擞。途经一条河，水流湍急。早春的雪开始溶化，加上淫雨不绝，水似瀑布，山上飞流直下，既使当地农民，也是望河生畏。可他想着她，浑身是胆，脱下棉裤棉衣，举过头顶，暖洋洋地趟过刺骨凶险的河流。

他在吉林，姐姐在上海，天南地北。那时，谁都认定他将一辈子当农民，穷乡僻壤，变相劳改，永远回不来。那时上海、吉林，工厂、农村，就像天堂与地狱，永不可能合为一体。

舆论纷纷。姐姐不顾舆论。

她不怕穷，不怕分居两地，天天给他写信，下班回家就写。正面反面密密麻麻，几页纸，两天寄一次，纸上斑斑泪痕。他也是，宁静乡夜，煤油灯下，或手打电筒，趴在被窝里，天天写，盖有吉林邮戳的信，带着长白山的雪，一封接一封，飘进我家信箱。

后来，我也去了农村，也与他通信。那时我很痛苦，看不到前途。他像个大兄长，给我勇气与力量；他很细心，生活上常指点我，一个小节都不放过。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