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我国第一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浦东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线交易。锣声响起的那一刻，人们感叹，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浦东，再次向一片未知的“水域”破冰前行，留给世人的，只有改革者坚毅的身影。

今天是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的纪念日。回溯这28年的历史，这样的再出发，这样的身影，比比皆是，贯穿始终。

不畏险流，敢闯敢试，永远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不仅仅是浦东的特质，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气神。

勇担重任的创新精神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上，敢啃硬骨头的创新精神，有着许多生动的注解。

时间回拨到1992年11月20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三楼，世界顶级规划设计大师汇聚一堂，五个精心制作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地区的规划模型摆放在长桌上，引得来访者啧啧称奇。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为一个地区召开国际规划咨询会，花大价钱请国外设计师设计和规划城市，被许多人认为是“红线”和“禁区”。一些人甚至觉得，这种费时费钱的事，完全划不来。

但浦东坚持住了。当由法国著名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浦东国际机场，如大鹏展翅般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当1.4平方公里的世纪公园由英国设计师实现了中西文化融合时，向世界“借脑”的最终效果，让质疑的声音逐渐消散。

事实上，浦东曾经出现过一场“号召全世界建筑设计师来投标设计”的盛景。仅仅到1994年，就有500多家中外建筑机构参与到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潮中，以至于，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先生参观浦东时不由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这是浦东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联合国的光荣。”

谁都知道，这份荣光，如果没有改革创新者最初的勇气和担当，不会如此光芒四射。

同样，在2013年9月29日那个初秋的早晨，站在微雨中等待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揭牌的人们，也并不全都明了，自贸区应该怎么干。但试验区参与者们却分明能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分量：一来，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触及的是30余年难以撼动的积弊，固化的行政审批模式急需来一次突破；二来，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面临重新调整，如果迟迟不能对接国际惯例，中国可能面临窘迫。

担负起国家战略，四年多来，上海和浦东牢记中央嘱托，以自贸改革为突破口，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将各项改革进行到底，确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确立了符合国际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确立了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形成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确立了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自贸试验各项改革成绩让世界瞩目。

从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到90年代中后期率先探索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再到进入新世纪率先探索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进而又承担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的两大国家战略，浦东一项项探索，为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鲜活经验，也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国产C919大型客机102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首飞成功。

“搬家文化”的背后

这几天，陆家嘴集团的周潇粤又在忙着搬家。

这次搬家既在计划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等了好多年，陆家嘴集团位于世纪大道上的新总部大楼去年底终于竣工了，在外“漂泊”许久的集团员工盼望着早一点搬进新家。没想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债券登记中心也在寻觅落脚的地方，而且一眼就看中了世纪大道上那座簇新的大楼。

怎么办？二话没说，陆家嘴集团决定“让楼”。与此同时，临时办公点的租约已经到期，集团不得不再次迁往下一个“驿站”。

午饭后，周潇粤将一摞摞文件重新规整，又用胶带仔细捆扎了纸板箱，一番忙碌下来，背上隐隐渗出了汗水。对她来说，搬家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陆家嘴集团成立以来，历史上多次为了园区企业的发展主动搬离，而下个月，她们将要搬去的前滩新楼，只不过是又一次出发罢了。

“搬家文化”仿佛是浦东开发精神的一种缩影。不只是陆家嘴集团，这里许多开发公司都曾有过“让楼”的经历。

就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的那年，外高桥火了。挂牌后的一个多月，前往拜访的企业络绎不绝，大多是来请求解决办公场所问题的，其中花旗银行就“盯上”了外高桥股份公司的办公楼。面对企业的要求，外高桥股份没有一点犹豫，仅仅7天就完成了搬迁，腾出物业供花旗注册入驻。与此同时，自家公司100多名员工却搬进了自贸区外一座待拆迁的仓库，那里没有空调、没有暖气，甚至连厕所都没有，而员工们一住就是一年。

堂堂自贸试验区建设主力军，居然“蜗居”在仓库办公，有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对浦东“老开发”，时任外高桥集团董事长的舒榕斌而言，这一幕却“非常亲切”，也很正常。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时，他作为第一批18名公务员被选中。那时，创业环境艰苦是普遍状态。舒榕斌说，当年浦东开发办一个处室合用一间房、三张写字台，普通办事员每人就一个抽屉。“晚上经常加班，很多外地来的大学生睡在办公室里，办公桌即为床铺，虽然累，但大家都很投入，晚上不加班反而觉得不正常。”在他看来，浦东开发精神离不开三个字——“想做事”，“想做事就不会计较得失，不会在意条件好坏。哪里有任务，哪里就有开发的战场，哪里就应该是开发者前进的方向。”

今天，这样的信念在年轻的开发者身上得以传承。浦东企业服务中心大厅，单日接待量超过2000人次。每天8点，作为一名窗口办事员，施文英总是提前1小时到岗。近年来，她的工作节奏变得更快了。“自贸区成立以来，政策不断更新，一线窗口作为直接与企业打交道的平台，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改革举措在这里诞生。每一次改革，放到窗口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我们直面市场主体，窗口就是改革的最前沿。”说起每一项改革，施文英如数家珍。对她来说，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大考，是对过去习惯的颠覆。她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清零”重新出发，以全新的状态迎接挑战。她说，这是奋斗者应有的身姿。

上海自贸区。

临港科技城。 郑峰 摄

梦想召唤前行

尽管开发开放已28年，但如今行走在浦东，许多人依然感到一切都是新的，因为这里充满了朝气。

这份朝气藏在陆家嘴璀璨的霓虹中，藏在张江匆匆的步履中，也藏在新场古镇斑驳的石岸里，藏在咿呀铿锵的锣鼓书里，藏在汤汁浓郁的下沙烧卖里，藏在村庄改造后旖旎的风光中，藏在浦东图书馆的人头攒动里。在浦东，人们都说，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姜丽萍，2002年从英国回到老单位上海飞机制造厂，月薪只有1000多元。别人都不理解她为何放弃其他高薪职位，而她自己却清楚知道，自己对上海、对浦东有感情，她要在这里投身祖国的航空大发展事业。作为我国航空制造业最年轻的总工程师，也是唯一的女性，姜丽萍说自己有时太专注于事业，脾气很急，身边的人都笑称她像“悍妇”。但是，多年来团队中鲜有人离开，再苦再累大家都能坚持，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中国的飞机制造梦，为了让中国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他们无法放慢脚步。

浦东土地不仅滋养了科技人才，也让外来务工人员实现梦想。洪刚就是这样一名外来建设者，18年前，他从浙江农村来到浦东，对这里的认识，只有一座东方明珠。下定决心留下来后，洪刚通过努力成为技师并取得大专文凭，先后培养出高级工6名、中级工118名。后来，他成为了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部长助理、全国劳模。 正如洪刚所言，浦东是一个拼汗水、拼勤奋、拼智慧的地方，农民工在这样的大舞台也能实现人生价值。“只要你‘蛮拼的’，梦想就一定会起飞。”

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浦东，更是各国精英来华发展的上选之地。

荷兰安智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荣彼得自诩为“老浦东人”。回首往事，荣彼得不无感慨，“浦东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来这里工作的时候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才30岁。没想到，不仅我的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我的大儿子和小女儿也都在上海长大。”

赵赋斯，一个有着古色古香中文名字的德国人，2014年底当选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理事会主席。他在为德国默克集团工作的28年中，有2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最近10年一直待在浦东。在赵赋斯的主持下，默克不断在浦东投资建设：2011年，默克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液晶材料应用实验室落户张江高科技园区，2013年在金桥投资数千万欧元打造默克液晶中国中心。赵赋斯说，“早在1933年时，默克集团就在上海设立了首个子公司。今天，上海浦东已经成为默克全球发展最核心的市场以及驱动力发源地之一，我愿意长留此地，创造更多的辉煌。”

一个有梦想的地方，才是充满希望的热土。这是浦东的魅力，这是上海的骄傲。

2013年8月上海纽约大学首届本科生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