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八岁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像寻得了宝藏一样，满脸通红，兴奋地说，妈妈，妈妈，这里有个美国人会讲中国话！

美国人？中国话？你弄错了吧！我对儿子说。是不是对门的南朝鲜工程师？他平时只讲美国话。

说起这位圆脸的南朝鲜工程师，也是有趣的事情。他在飞机场工作，总是上夜班，白天才回家。工程师独来独往，从来都是一个人，好像很寂寞，很冷静，很遥远，但他的屋和他的车又好像在说，他是充实的，丰富的，满足的，他是弄堂里的一个谜。不是，不是！儿子斩钉截铁地说，是亚瑟。他拉着我出门，小手指着弄堂底部的那栋房子，大声地说，不是对门的亚洲人，是白人。儿子就此和亚瑟成了“忘年交”，有时候还因为付出了所谓的“劳务”，赚到十元，二十元钱。先生说，亚瑟是个学者，老新闻记者。他太太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我和他们交往是在溜狗的时候。他们的爱犬叫“饺子”，“饺子”把我们的话题引向“麻婆豆腐”，“蚝油牛肉”，亚瑟喜欢中国厨艺，自称能烧一桌好吃的中国菜。我们家的爱犬叫“美丽”，也是中国名字。

亚瑟高大挺拔，风度翩翩，留着络腮胡子，开一辆“MAZDA"的日本卡车，那气质就像荒野中的猎人，或者丛林里的游击队员。站在他的面前，我常幻想他穿着军服，肩上扛把枪，威风凛凛的样子，只觉得自己在缩水，像小草对大树一样。

直到那一次，我们正式地面对面坐下，探讨环境保护。他正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之托，要去中国采访“三峡工程”。他的书房里，挂着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和夫人签了名的照片，有象征着印度文化的雕塑，还有中国京剧里夸张的脸谱。

他回忆道，常驻亚洲期间，正值中国的特殊时期，没有机会去中国采访。但是，那场“革命”还是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他一面笑，一面指着右眼角上的一个疤痕说，香港的“革命”差点儿伤着他的眼睛。他们用玻璃瓶砸警察，我正在采访，沾了光，呵呵。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香港也闹了“革命”，虽然是短命的。第一次听到这位当时的“时代杂志”记者为之付了血的代价。他说得轻松，那是因为伤口已经痊愈，拉开了距离看历史的缘故。

也许因为他没有去中国之前，已经尝到了中国的味道，在他的眼睛里，只有台湾保持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他有许多台湾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朋友。著名的“味全”食品公司总裁，送他一箱子东方调料，他用了几年，还没有用完呢。他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半，负责整理亚洲的报道。他去过日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主要的任务在越南，他穿梭于越南南北战争的炮火之间，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你应该成为“东方通”。我用中文说，东方当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不懂“通”的意思，通，通，通地念着，疑惑的眼睛看着我，要求解释。我用英文一说，他恍然大悟。

他说，读大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东方是怎么回事，美国的教育里只有欧洲，亚洲是摆不上台面的。你看，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今天，人人在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谈出国投资，人民币贬不贬值。

他说，东方文化中，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历史。他指着一墙的书，让我凑近看，其中真有一半是关于中国的，历史的，现代的名人名家，著名的朝代，许多是我没有阅读过的。

哈，他咧嘴笑道，多了一个读者。PLEASE，利用我这个图书馆，任何资料，只要你需要，一定请光顾。他讲话的时候总是腰挺得笔直，举手投足有板有眼，凸显规范，不像有些学者肢体弯曲，像条蛇似的。

我问他，什么时候，为什么，学习中文？

他说，在当兵的时候。呵！他确实是个军人！

人的经历竟是那样地奇妙，吃的饭，喝的水，好像都写在脸上一样，想抹也抹不掉。像我，从中国大陆来，就是大陆的味道，和香港，台湾或美国生长的中国人就是不一样。亚瑟是深知这不一样的。

亚瑟不仅是个军人，而且是专门对付中国大陆的军人。他在耶鲁大学受的教育，在美国空军服兵役时，专门监听中国的军事情报。

他们也监听我们的。他补充道。

我淡淡地一笑，幸好冷战已经结束。亚瑟终于没有枉学了中文。我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的中国之行圆满成功。

他采访中国回来，我正在北方度假。我看见他出现在公共电视台上，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我读了他的报道，不偏不倚，心平气和，两种意见都写了。他有自己的观点，我回来后他说了许多，但是报道应该尽可能写得公允，那是记者的责任。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证明我还是低估了亚瑟对中国的感情。

那是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前夕，孩子们买了炮仗放着玩。有天晚上，住在亚瑟隔壁的九岁男孩逖米，见戴维把空了的垃圾桶（柏油桶尺寸，塑料做的）留在路边，便扔进一节粗壮的炮仗，点着了，上了盖，撒腿就跑。结果，“轰”的一声，垃圾桶炸裂了，戴维夫妇也被吓得半死。路底的几家人都开了门，亚瑟也出来看热闹。我们住在路口，没有听见。

戴维是退休教师，住在弄堂的底部，亚瑟的斜对面。

戴维说，我看见那个中国孩子（弄堂里只有我们是中国人）下午在这里玩炮仗。

亚瑟说，你看见他炸垃圾桶了吗？

戴维说，不是你的儿子，管你什么事？

亚瑟说，我了解他，不会干这种事。

戴维说，你知道谁干的吗？

亚瑟当然不知道。

戴维说，你没有挡住我检查的权利。说完，就朝我们家里走。亚瑟嚷道，这里孩子多得是，一家一家问么，为什么先朝他们家跑？言外之意，戴维有种族歧视。

两人一路争吵到我们家门口。

戴维敲门的时候，亚瑟一把拉住他。

戴维推开亚瑟，亚瑟推戴维。一拉一推，两个人退到了马路上。我开门时，他们正揪在一起，难分难解。我莫名其妙，不停地喊：“STOP IT（住手）！STOP IT！”

毕竟亚瑟个高力大，没两下，戴维的眼镜甩了出去，人也摔到地上。

这时，亚瑟象个巨大的老鹰，跑过来把我和儿子揽进翅膀，一面转过脸去，对戴维气愤地说：你想欺中国人，NO WAY （没门）！

事到此时，我们竟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事后我了解到，与其说他们为了我儿子打架，不如说，是我们的到来给这条弄堂造成了冲击。

因为冷战，因为中国的关门政策，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根本不了解。我先生在很小的时候，便问母亲：为什么图画上的中国人总是没有笑容？当时的他哪里能料到最后把个人的幸福押在和中国女人的结合上？

戴维印象中的中国人张牙舞爪，像海盗一样冷酷无情。他是通过报纸和电视认识中国的，却从来都没有和真正的中国人打过交道。他对我们份外注意，又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

事情的真相是警察来了以后查清的。戴维本来在气头上时，想控告打架时受到的伤害，如果这样，我们都将成为证人，并将永远亏欠于亚瑟。幸运的是，第二天，戴维气消意顺，两人各自道歉，相好如故。

以后，戴维对我们特别客气。我在购物中心巧遇他几次，每次他都会夸奖我的儿子。

今年暑假，亚瑟一直不在家。我向老兵乔治打听，他说好久没有看见银灰色的“MAZDA”卡车了。我给亚瑟留了电话录音，也不见回电。我在电话里说，中国大陆要发表我写你的故事，需要照片，你得帮我找出来。

有一次我溜狗回来，想到他们家的“饺子”，便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带着美丽一起去敲门。我看到他们家的草坪完全荒芜了，干得草枯地裂。加州的夏天罕见雨水，他一定离家很久了。他去度假了吗？他在东南亚的记者生涯回忆录写完了吗？出版了吗？他太太退休不工作了吗？很多很多问题，没有答案。

倒是老兵有心。他经常在车库里和隔壁的老头聊天，车库的门对着大街。那天我买菜回来，风特别大，白色的塑料袋在风中张牙舞爪，几乎挡住我的视线。我正望著有限空间中的一段水泥地，小心翼翼地的走向大门，却听到老兵在叫我。

“MAZDA”回来了。

我会意地笑了，谢了他。我们弄堂里只有亚瑟开那种小型的日本卡车，而且车后没有装盖。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他。他开门就打招呼说，事情实在太多，还没来得及给你回电。我站在门外，为了节约时间，想三言二语讲个大概。我不就是需要几张他的照片吗？后来，从门外说到门内。我站着讲话，希望用少一点的时间。原来，他做爷爷了，夏天一直在儿子家过。太太确实退休了。回忆录还没有写完。

他也站着，一直讲到觉得累。我们去了他的书房。他说，“饺子”去世了，现在我的网名是“饺子”。我大笑。他说，现在家中养猫，叫“三保”。问我是否知道“三保”的典故？

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东拉西扯，讲的都是中国，从郑和下西洋一直说到WTO。从黄昏聊到天黑。

为了郑和的发音，我们争吵不休。他说“陈和”，我说他拼读错误，他把汉语拼音大骂一通，说在耶鲁大学念中文的时候，发音都用美国音标。我又笑得前俯后仰。然后他拿出一个便条本，嚓嚓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齐亚德。

齐亚德，——繁体字，写得好漂亮！

什么意思？我问。

他说，这就是我的中国名字呀！“齐”是他的家姓：ZEICH。

你的文章可别用其他同音字。他认真地说。

我说，太晚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故意逗他，看到他的脸色由晴转阴以后，补上一句：行，把你的字给我，让编辑去平反吧！

临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说，后会有期，齐亚德先生！

后来，我们偶尔在海边相遇，话题总是中国烹饪。常常在这个时候，大洋彼岸在我心中升起，让我在呼啸的风声涛声中，感到耳目一新。

命运把我送到异国他乡，就像放飞的风筝，并没有割断系我心头的那根丝线。美国弄堂给了我饺子和美丽，讲中国话的美国朋友，这难道不是来自上苍的恩惠？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