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军教授的对谈约在复旦第九宿舍。

第九宿舍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外表已经很残旧，院内青杉挺立，遮天蔽日。这里住过的名人很多，陈望道、苏步青、谈家桢、贾植芳……张军的这间宿舍据称是谈先生曾经住过的，两室户，没有厅。

即使在室内，张军有时也戴着墨镜。2009年，张军突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之后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术后的排异反应症就是患上了免疫性的干眼症。

在患病之前，张军是正进入人生快车道的“青年经济学者”。在某个网站对中国经济学人不同阶段的分类中，他被分在“第三代”，与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等一波。但严格意义上，张军与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代。

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没有参加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这被认为是文革后年轻一代经济学者的首次亮相。张维迎、周其仁、华生、高梁，还有后来步入政坛的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这批人大多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大多有“上山下乡”经历。而1984年，张军尚在读大三。

于是，和“莫干山一代”人生频繁跳跃于庙堂与江湖之间不同，张军几乎是“书斋中的一生”。本科毕业后，张军在本校读研，导师是宋承先先生。1921年出生的宋先生所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称为“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于一身”。

1992年在复旦拿到博士学位后，张军又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萨塞克斯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然后回到复旦任教。

这期间，1994年深秋，张军转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与哈勒根（William Hallagan）博士合作，两人共同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经济发生了兴趣，从此奠定了张军一生的研究方向：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到底是什么？各种看似互不相干的元素之间，有着如何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回顾自己学术经历的谈话中，张军谈到了2009年的那场大病——之前，他从未跟外界谈起过生病前后的详细经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对成年患者来说十分凶险。

2015年张军出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这是一个公务十分繁忙的职位。张军说自己接受职务之前确实很矛盾，但最终他并不甘心后半辈子过老年人的生活。而接受这个职务，意味着承担起人生另一阶段的责任和使命。

虽然张军被称作仅有几个能和北方经济学家“抗衡”的南方学者，但他并不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呼。他对自己这一代经济学者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

他曾经比较过当前与80年代的区别：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已经是高度技术性的。每一个经济学家在某一个领域里话语权其实已然很小，且不能加总。在那些包括人民币国际汇率等在内的技术性问题中，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难以形成共识，形成不了合力。所以他们的影响，相比80年代，就变得相对比较中性。

【人物档案】

张军

1963年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担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2015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2015年7月受邀出席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2015年10月与林毅夫、樊纲一起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对话张军】

46岁遭遇“急淋”

上海观察：大家都知道你得了一场大病，但你还是接任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对此你心里有过犹豫吗？为何决定接手这么一份注定不会轻松的工作？

张军：确实很矛盾。我知道自己可能要当院长，是2014年年底。所谓矛盾，我想无非就是因为我2009年生过一场病。

我得的这个病叫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简称“急淋”，需要做化疗，做造血骨髓移植。虽然后来整个康复过程还是比较顺利，但身体毕竟经历了一次大创伤。

“急淋”的英文名简称是ALL。如果你去网上查，能看到这个病往往是小孩子得的较多。而我得这个病的时候，已经46岁了。

46岁，在医院看来，属于高危年龄群。不仅接受造血细胞移植的风险非常大，能不能出移植舱都很难说，移植后的康复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住院的时候，所有医生都跟我夫人讲，这个病的“预后（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很差。意思就是，后面的康复会非常复杂，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很难把握。现在回头想想，我们能挺过来真是不容易。

上海观察：现在的情况是基本康复了？

张军：骨髓移植，简单来说就是换了造血细胞，但等于是换了一个免疫系统。你的整个抵抗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新的免疫系统适应与否。

出院以后两年里面，就是不断跟医生打交道。一个礼拜差不多要抽两到三次血，然后定期做骨髓穿刺，测量很多指标。每次用药有调整，都要跟踪检查它对身体的影响或者排异反应。就这样，这个（问题）处理好了，那个又起来，反正就是不停的。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个长海医院除了妇产科我没去过，其他的科我几乎都去过了。（笑）

之前因为长期服用抵御排异反应的免疫抑制剂，我还得了白内障。两个眼睛的白内障已经都开掉了。后来发现还有点显示股骨头坏死的信号。但目前基本上已经比较稳定了，不再有特别明显的起起伏伏。按照临床上五年不复发的标准，我算被“治愈”了。现在主要就是眼睛的问题，想办法中西医并用，缓解干眼症状。

整个康复应该说很成功，但真的是一个很复杂很艰难的过程。时间久了我自己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了。我跟其他病人最大区别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看文献，中英文的都看。事实上，主治医生主动找文献给我，让我阅读。

必须面对

上海观察：看文献需要莫大的勇气。生死变成冷冰冰的比例。

张军：是，有些人不敢看，有些人看了会吓死。我一直看，还会和医生讨论。看论文成了我们之间非常自然的一种互动交流方式。

经历了这个过程，我的体会是，医学这个东西，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病人和医生能够一起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等慢慢地你理解了医生做判断的整个逻辑过程，你自己慢慢也会学着做一些推理，对自己的情况能有更全面的认知和接受。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还蛮愉悦的，等于一直没有离开我的本行，没有离开学术研究这样一个轨道。

上海观察：这是源于一种对理性思考的偏爱么？

张军：我夫人现在还记得，我刚查出得病的时候，有时会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说：没有什么选择了，对吧？

那时候真没什么选择了。就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那么既然如此，就必须面对。人一旦愿意正确面对，一旦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心情就会还不错。心情好了以后，可能对整个治疗和康复都有帮助。

为何接受了经院院长一职

上海观察：经历了这样一个康复过程之后，带给你什么变化么？

张军：最大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面对很多东西，顾虑少了。这一点对我后来恢复工作可能也有一些直接的助推。

曾经我是一个考虑比较周全的人。一步棋，走还是不走，会不会得罪人，我都要反复考虑。现在是只要直觉上我觉得一件事是对的，方向是对的，我就去做。可能在做一些决策之前，脑子里也会先主动过滤掉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让它不再干扰我的决策。

就像现在学院里很多事情，事后也会有人跟我讲，是不是太急了一点，是不是要慢一点？但只要这件事是为大家、为学校、为学院的发展而做，我自己就觉得很坦荡。

你们刚才问当时有没有犹豫过。当知道我成为了院长候选人之一的时候，我们家庭里面是两种声音。

上海观察：三个人两种声音？

张军：对。当然身体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么艰难，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康复了，治愈了。当时我心里也在想，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过着老年人的生活？但我觉得好像这样的话还是有点无聊。我不甘心。虽然这种不甘心在很多人眼中，肯定会觉得，这家伙是不是不要命了，对吧？

上海观察：在担任院长前，你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开了专栏，然后又在新浪微博最火的时候开了微博。是不是“预谋”着想让自己恢复到一个思考的状态？

张军：我大概出院一年半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远行。2011年的时候，要到深圳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个论坛，并做一个演讲。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自己体力上行不行，对外部环境能不能适应。所以那时我是带夫人、儿子一起去了。

到了深圳，演讲还比较顺利。但那时是11月份，深圳温度还比较高，出租车里打空调，结果我坐了一段就受不了了，开始呕吐、虚脱。后来就赶紧回来。这就证明当时身体还是比较虚弱，抵抗力不够好。然后，基本上到了2013年，整个免疫功能都比较稳定了，才算全面复出。出门、坐飞机不用戴口罩了，也可以偶尔和家人到饭店吃个饭。之前人多的地方肯定不能去，怕感染。

现在我的整个工作量肯定不如2009年以前了，因为体力上已经不允许消耗那么多，也不可能再熬夜，晚上11点前肯定睡觉。但整个状态还是挺好的，比较有规律，饮食也比较注意。生活有规律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学术，单位时间的效率也可以提高。然后因为在世界各地跑了那么多年，一旦有机会可以从事管理工作，我也想把国际上一些学术机构里好的做法借鉴到我们学院来。

只知一路狂奔，就不能欣赏沿途风景

上海观察：从你最近的一本著作《被误读的中国经济》里，我们似乎捕捉到了一些变化。在个人简介页，你花了一点篇幅介绍自己学术工作以外的兴趣，不太像以前的风格。

张军：这些兴趣原来也一直有，但现在我愈发感到这些兴趣和我做经济学研究这个工作，是可以和平共存的。其实就是因为我的生活节奏慢了，于是可以让过去积累下来的太多信息，有了一个消化、沉淀、再加工的机会。

换了以前，到什么地方脚步都很匆匆，事情完了就走了。现在的话，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会去看看博物馆、找一些名人故居、去某条有趣的街道逗留一会儿，还能有时间给我夫人画一张素描什么的。这些东西，在生病之前，是无暇顾及的。

上海观察：你早年写过一篇文章，说自己特别敬佩经济学家张五常那样一种状态：学问进入到一定阶段以后，有一种融会贯通的自觉。然后还练书法、开餐厅。

张军：五常老师那是没有了财务约束以后的一种兴之所至，他是任性的结果。而我呢，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让我有了这样一个转变，对生活态度和取向上的转变。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病，我可能还在原来的那个轨道上一直往前走，就不会停下来。

以前我只知道一路狂奔的时候，是不能欣赏那些路边的风景的。别人做的东西，如果风格不同、方式不同，我甚至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不行。现在变了，会去看，会觉得那些人也很可贵。

人变得宽容了，学术上也变得更宽容。学会欣赏别人做的那些事情以后，我也开始愿意跟更广泛领域的思考者、思想者交朋友。想想自己以前一直处于一个很忙的状态，那样的训练会催你追求专业上的专注、专用和精进，但也会导致你的职业性封闭。

（本文编辑：柳森 题图由受访者提供 题图制作：孙欣悦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