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房子都设计得很简单。如果乘飞机，从上空往下看，我们就像蚂蚁住在一把手枪里。厨房餐厅连着车库，是枪柄。枪身比枪柄长一些，里面横剖为二，中间是过道，卧室两南两北，余下的就是客厅和厕所。卧室外是宽敞的草坪，铺在马路和住房之间，绿茵茵，厚甸甸的，引来小鸟蝴蝶，也可供我们打排球。有时候，还有无名之犬来凑热闹，在我们的草坪上大小便。屋后是小巧玲珑的花园，松柏，花卉，果树，攀藤，都被围在齐肩高的砖墙里。还有蓝天，白云和涛声。

我在家工作，办公室朝北，抬头便见马路风景。

观察马路上的动静，在过去简直是对时间的亵渎。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从来不知道度假是怎么回事。我的脑子里除了学习就是效率。可是现在，我一边喝茶，一边和马路调情。

那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天才破晓，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去海滩散步，看不清嘴脸，好像移动的剪纸艺术一般，有的牵着狗，有的头上套着耳机。去时快，小跑的样子，回来时，慢悠悠的，像逛街一样。

天色由灰转白，朝阳升起来。抬头看，上空一半红一半蓝，海鸥穿插其间。金辉从马路的一角慢慢地染过来，弄堂好像脱去了灰色的睡衣。这时，耳边响起了马达声。

窗前出现了一辆辆汽车，如彩色的热带鱼，五光十色，成贯而出，一边以镪镪的现代音乐伴奏，一边给我们的弄堂留下一道道速度的烟尘。

这情景与清晨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就在几分钟之间，小巷如倒空了口袋，安静得要命，好像能把我消化了一样。此时此刻，这条弄堂只属於留守在家的人们。

呵，在美国旧金山南部的一个小城里，有一条叫安彤耐特的弄堂。静下来的时候，我轻声叫着它的名字。安·彤·耐——特，好听又上口！ANTOINETTE，似曾相识！

我陷入了沉思。

斜对面那块蟹青绿的路牌，上面用白色写着ANTOINETTE，总是目空一切地站着。它像高贵的守护神，却又默默无闻。我越看着它，越生出好奇的感觉。

每天，当我拥有整个弄堂的时候，我的思绪涓涓地流。

每天，当我面对路牌的时候，想象的门被轻轻地推开。

美国有许多总统的名字被刻在路牌上，如华盛顿，杰佛逊；有许多著名的城市被用作路名；有早年的开拓者，传教士，被人们纪念，留名路牌。那么，谁是安彤耐特？

那是一个法国女性的名字。

也许，当年开发商投资者的女儿或者太太叫安彤耐特。

在美国，路名就像人名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安彤耐特也许是个随便拣来的名字。

种种解释，都不对，都和我的感觉不相吻合。直到那天清晨，我去海边散步。

天刚亮，水珠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白茫茫，灰蒙蒙。浓雾切断了视线，天地都变得浑浑噩噩。走到路口，我不由自主向路牌瞟了一眼，它仍旧直挺挺地立着，脸上露出点点暗绿，字迹模糊。我跨进了路边连着海滩的灌木丛，那条弯弯曲曲被人踩出来的小路，此刻，只剩下萝卜头一截，湿漉漉地躺在我的脚底下。世界像收缩一样，变得那么狭小，我不得不凭着以往对方向的印象，往前走去。走了几步，我猛转身，好像要弃路而逃的样子，一抬眼，视线正巧落在路牌的位置上。只见它离地而起，摇摇晃晃地飘在空中。我看见一个长长的东西，披着白纱，远远地被吊在大树上，若隐若现。我大吃一惊，回头就跑，一路踉踉跄跄，奔出树林。眼中的天空，大海和沙滩，都朦朦胧胧地闪着白光，哪里才是归家之路？

我把这个梦告诉先生。我说，安彤耐特，对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符号，只代表了我们居住的地址。它给我联想，给我情感，尤其是，在我拼写或者拼读这十个字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赋有了生命。

先生哈哈大笑，说道：安彤耐特？你是不是在说玛丽亚．安彤耐特？路易十六的妻子，法国大革命被绞死？

天！美丽的法国皇后，大革命送她上了断头台。

难道我们的弄堂以她命名？我伸长了脖子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他凝神地望着我，很不明白的样子。

他哪里知道我肩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被大革命处死的人何以上路牌得到纪念？

先生说，一个路牌，你为什么大惊小怪？上网查一查当时的开发商，就知道啦。

是的，要弄清真相并不难。

不，不，我摇了摇头。

耳旁，涛声不绝，轰隆隆地冲上来，又呜咽咽地退下去。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到底谁是路牌上的安彤耐特？有追究的必要吗？与其大费周折，宁可留下一个问号。也许，在我的心底里，早已认定，她就是昔日的法国皇后，她是我记忆中唯一的“安彤耐特”。是不是在昔日学习历史的时候，下意识里，我对她的处理和死亡深感同情，而没有得到理性的确认？否则，我怎么做了那么一个奇怪的梦？

让那个不黯世事的女人，以暴易暴的牺牲品，寄居在美国的一条弄堂里吧！给她一份同情，给她一份原谅，给她一份安抚和关怀，难道不是我想要的吗？

这时，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难道这就是孤独的结果？我是活糊涂了，还是活清醒了？独处，真的能打开心灵之门？

每天早晨，弄堂里尘埃落定，人去巷空，我恢复了与路牌的对话。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