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每月一聊的惯例，本文标题应该是“12月申聊”。但写到一半，还是改成了现在这个题。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和2015年告别了，仅写12月份有点自我约束，无法涵盖更多的事情与心情。

不管你觉得这一年漫长还是飞逝，日子总是一天一天过的。而且，普通平淡的日子，总比精彩刺激的日子多得多。所以，要聊这一年，不妨先聊2015的普通一日。

平常日

就说说最近这个周日吧。

那是12月27日，下午去了趟复旦大学。走进光华楼一楼，迎面遇到传记作家李辉，他与我握手道：“大老远你还赶来了。”下午2点，他要在此做一个关于《封面中国》写作的讲座，题目蛮有意思，叫“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跟他打过招呼后，先到楼上去看一下王安忆的新书发布会。在13楼多功能厅门口，这回迎面遇到的是应红女士。她是活动主办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王安忆的新作《匿名》就是由他们出版的。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李辉的夫人。

很多年前，夫妇俩的一张合影流传甚广，很多李辉的读者都赞叹应红的美丽。前几天，我访谈李辉的文章刊发后，就有好几个人来问我应红近况。

发布会上，除了王安忆和应红，还有复旦中文系两位知名教授：陈思和与张新颖。不巧的是，这两位都迟到了。陈思和迟到的原因，据说是交通太堵。他是王安忆的老朋友，也是李辉的大学同班同学，两年级时，他邀李辉一起研究巴金，李辉随口答应了，从此一起走进巴金的圈子。而张新颖迟到的原因，是去楼下给李辉的讲座说了段开场白。

去之前，我邀一位朋友同往，被婉言谢绝了。因为觉得现在的新书发布会，基本都是吹捧，意思不大。但在那天，张新颖谈了他的哲学思考，陈思和则提出了个人的某些困惑，王安忆认真倾听、一一回应。现场的对答，让我替那位朋友感到可惜。

同样那天，刚回归复旦新闻学院的张力奋，也在校内参加一个学术会。他在朋友圈中说，为现场同仁答疑，为何100多年前金融时报首用粉色纸印刷。张力奋广为人知的身份是FT中文网原总编，较少为外界所知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复旦任教时，当过颇具传奇色彩的8413班的辅导员。这个班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传媒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像曹国伟、裘新、王长田等。

其实在上海，这样颇有意味的思想交流，绝不止于复旦，也不止于大学，而且一定天天都有，时时都在发生。我们所接触的，只是冰山一角。在我看来，完全不必过于拔高某个交流的价值，妙处在于在你知道或不知道的地方，经常有些有智慧的人聊一聊，随时冒出些思考的火花。这是城市的灵气，也是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生动的一种方式。

收官月

当然，一座城市需要精神层面的沟通，也需要物质层面的建设。作为一年的收尾，12月份是很多建设工程预设的收官节点。

这个月25日，延安东路隧道完成大修工程，恢复双向通车。大半年前实施浦东往浦西单向封路时，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每天有近4万辆车由此前往浦西，交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30日，黄浦江上最长最深的虹梅南路隧道试通车，对闵行与奉贤的跨江连通大有裨益。

不过，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19日三条地铁线新延伸段的试运行，显得更为贴心。此前一天，解放日报正式搬回市中心，落户延安中路816号。地段很好，但离附近的几个地铁站点都有15分左右路程。而12号线开通后，从南京西路站的12号口走到报社，不到5分钟。

显然，我们只是地铁受惠者中的一小部分。这天开始，上海轨交运营线路总长超过600公里，车站增加到366个，基本网络全面建成。

记得将近20年前，我多次采访上海地铁建设的总指挥石礼安，他嗓门很大，说地铁一号线的建设，就像“打仗”一样。然后，他又把初建地铁的1992年称为“难忘的1992”。因为那年一号线淮海路上3个车站同时施工，而淮海路封路的期限只有一年。他说他最担心的是接到“夜半电话”，因为有电话必有紧急情况，就怕工地上出了什么事。

有意思的是，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石礼文，是上海建工集团的一把手。那时正值上海城市建设的高潮期，从南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到88层金茂大厦，哪一项都少不了建工集团。

这兄弟两人可谓风云人物，但他们常自嘲是“错配”的。因为石礼安大学学的是建筑，没想到干了一辈子市政，到50多岁还干起了地铁这样的“地下工作”。而石礼文学的是市政道路建设，却造了几十年高楼大厦，“高高在上挺风光”。

对一座城市来说，地铁隧桥这样的基础设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保证，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当然，现在上海早就过了城市建设的“还债期”，不像当年，一个大工程要像“打仗”一样全市动员。现在，大多数工程都是平静地推进，等到建成了也不用全市媒体齐声颂扬，但获利的老百姓心里自然清楚。就像这几天，我在地铁12号线车厢常常听到的，是对于出行方便的各种感叹。

流水年

再把时间跨度放大到“年”。随着时间像流水般逝去，总会有人告别。这一年，上海走了好几位大师级人物。

102岁的中国航空教育奠基人范绪箕，101岁的中国合唱指挥泰斗马革顺，99岁的中国整形之父张涤生，82岁的中国指挥界一代名师黄晓同，95岁的经济学家张仲礼，99岁的电影艺术家舒适，87岁的武术教育家蔡龙云……

在海外，93岁华语文坛大师董鼎山，也在纽约最终停笔。他生于宁波，据说少年时被家乡教会学校开除，所以浪迹到大上海。先后就读复旦附中和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当过记者和作家，然后远赴美国，娶了位会做红烧肉的瑞典太太，从此埋首书斋。

在他之前，102岁的“民国才女”张充和在美离世。作为“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当年以数学零分考进北大，后来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书法20多年。张充和一生与上海的交汇不算多。不过，当年她与丈夫傅汉思奔赴美国，是从上海启程的。

之所以要重点提一下海外这两位，不是他们有何特别的不同，只是想说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舞台和码头。董鼎山无奈之下来上海，在这里倒是水土颇服，不仅念完了中学和大学，还在文坛初露头角。上海似乎天生有种基因，对各方人士宽而待之。而张充和之所以由此离开，则是因为上海从来就是通往世界的一个“国际码头”。

有人说，大师总是成群而来，结伴而去。上海正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更多的大师成群而来。大师很难有意识地培养，往往是无意识地生长出来的。上海提出建设科创中心总体要求时，特别提到一句“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和社会氛围”，无疑是切中了关键点。

同时，营造近悦远来的社会氛围也很重要。上海不能无限膨胀，用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话来说，不能挤得人仰马翻。同时，也要吸引各地乃至各国的人才，无论是定居、工作还是短期访问，都是有益的。谁都喜欢空荡荡的地铁车厢，以及可以开到时速80公里的市区道路，但适度拥挤的城市就像适度紧张的人体，往往更有利于健康。

2016就在眼前了。这座城市要想更精彩，需要有更多的奋斗者、执着者、另类者，以及失败者。城市没有秘密，为每个人提供舞台是根本。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制图：孙欣悦 题图来源：CFP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