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世界银行的三位前首席经济学家凑在一起，来一场“民主生活会”，实在是个绝妙的主意。他们曾供职同一国际机构——世界银行，有过相同的“组织关系”；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家，可以在同一思维层次上“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斯特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们同台对话，纵论中国改革。一个小时里，他们“批评与自我批评”，像是世界银行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前奏照例是表扬。作为客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首先扎扎实实地表扬了东道主中国一顿。他说，中国的成就可以从与俄罗斯的比较中看出。当中国、俄罗斯分别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初，俄罗斯有着明显的优势：工业化程度、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都比中国高。4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谁能预见到今日中国的成就？回头看，斯蒂格利茨将中国改革成功的秘诀归结为“务实”和“渐进”，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改革不适应新情况的体制机制。反面的例子是“休克疗法”，斯蒂格利茨说，采用这种手段的国家，经济生活受到巨大震荡，大多无法从“休克”中缓过来。　　

表扬之后，美国人斯蒂格利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直言，美国不是市场经济的好榜样。他说，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稳定，会导致巨大危机。这个模式也不是大家愿意完全照搬的。如果看一下美国收入数据，前10%的人过得不错，但绝大多数人口都不是很好。他说，如果要设计市场经济模型，不要遵循美国的规则，应该创造新的规则。　　

作为中国人，林毅夫教授接着进行了的“自我批评”。他列举了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如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城乡差距。很多国家正是因为这些问题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中国如果深化改革，政府和市场发挥有机作用，有望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作为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批评与自我批评”必然包括反思世界银行的作为。斯蒂格利茨笑称：简短回答中国何以成功，就是它没有听世界银行的话。林毅夫说，中国经济转型之前，有很多大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因为当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在这些行业有比较优势。如果中国当初听从了世界银行的建议，让这些行业全球化、市场化，它们就会破产。　　

最后的“批评”环节也不含糊。谈到收入不平等问题，斯特恩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对的，但要警惕不平等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方面，今后20年，如果全球40亿低收入人口所在国重复中国的发展模式、排污规模，届时，喜马拉雅雪山将会融化，伦敦和牛津都会成为沿海城市。　　

“批评”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斯特恩说，好消息是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坏消息是我们行动得不够快。　　

一个小时到了，世界银行三位前首席经济学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却刚刚开了个头。好在中国改革不会止步，这样的“民主生活会”还会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