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因立志当诗人，便留心起报刊上的诗作来。《解放日报》乃上海第一大报，当属首选。除《朝花》副刊外，当时的国际版上，有一个诗配画栏目十分吸引人（萧丁讽刺诗配张乐平漫画）。放学途中，我常站在马路边的阅报栏前，摘抄上面的诗句（日后方知，萧丁乃丁锡满的笔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丁锡满是位勤奋刻苦之人。他当国际版编辑，为将国际知识娴熟于心，就把《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辞典》从头到尾通读一遍，还把《世界地图册》中每一平方厘米都反复扫描，以至于站在世界地图前、可以不看文字，就能指明每个国家主要城市的方位与名称，不差毫厘。

读中学期间，我第一次给心中崇拜的诗人萧丁写信寄稿，就得到他的夸奖和鼓励。一首《搬新居》习作，还荣幸地被他红笔圈过……以后，我应征入伍，遵照他的叮嘱，处处做有心人，无论走到哪里，口袋里总是装着个小本本，一面搜集素材一面创作……就这样，我在《朝花》和其它报纸副刊上，发表近百首枪杆诗、墙头诗、战士诗，鼓舞了士气，受到了部队的嘉奖。

复员回沪后，在《解放日报》文艺部见到了丁锡满。

当时，我在一家影院搞宣传。为寻找创作生命的燃料，来到上钢二厂当了一名钢铁工人，周围的人们愕然了，怀疑我得了什么“病”。

我陷于苦恼之中，便给丁锡满写信，他在给我的回信中鼓励我：“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一如既往地要求我做生活的“有心人”。

1989年5月的一天，我打电话给丁总（他已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转任《解放日报》总编辑），请他为我第一本诗集《生活的笑容》写篇序言。丁表示要看过作品后再说。三日后，我应约到他办公室，将一包清样送他过目。丁一边喝茶一边和我谈诗，神情是那样淡定……这使我想起文革期间，时有鹰隼之忧，蛇鼠之患，但他饥不从豺狼食，暮不与狐犬栖。十年浩劫，他决不做“丁学雷”、“罗思鼎”等御用写作班子成员，没有写过一篇文章。

2003年3月的一天，我在《解放日报》又遇到濶别已久的丁总，依然是那副近视眼镜，依然是那副笑模样……他把我带进他办公室，甫一坐定，就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寄给他的《上海诗人》报每期都看：“办得不错，真的不错！”说这些话时，镜片后闪出的是一双兴奋的眼神……受到他的夸奖，我办报的信心倍增也 勇气倍增，便请他为这张小报赐稿、题词。他一口答应当即从抽屉里取出稿子对我说：“这是我刚写好的一首《天台忆旧》，不知可入法眼？”我接过来便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山弯弯，水弯弯，

十岁孩童把柴担。

地滑坡陡山无路，

肚饥力乏口又干，

举步何艰难。

岭上花，空谷兰，

人道天台是仙山。

憔夫眼中无美景，

山光水色带愁颜，

心烦无意看。

泪水流，汗水流，

一路呜咽到村头。

上有老母下有弟，

家庭重担一肩挑，

何时熬出头……

读到这儿，我的眼眶湿润了，一个“上有老母下有弟”的十岁柴童“泪水流，汗水流，一路呜咽到村头”的情景恍若眼前……表达得如此真切，用真情打动人。难怪他的另一篇作品《三个母亲》会让那么多的读者为之动容。

就在我沉浸于丁总诗篇中时，他的题词也好了：“耕耘诗的园地，推动诗的复兴”，果是丁家笔法。我如获至宝，鞠躬致谢。他又掏出100元钱对我说：“你们自筹资金办报不易，众人拾柴，我表示一点心意，作为寄报的一点邮资补贴，一定要收下！”我拗不过他，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就是我结交的丁锡满，个头虽不高，可品格高雅。他主持报社笔政，能把报纸办得如此有声有色，在于他对党报有独到的见解：“软硬兼施”，雅俗共赏，既把报纸办成精神文明的超级市场，让人如登圣殿，可以斋戒沐浴；又能如入商场，可以任意选择。

从普通编辑到总编，爵不可谓不大，位不可谓不高。可他血管里流的仍然是农人的血液。他自称螺溪一布衣。有时干脆以“罗布衣”为笔名撰文。他认为：“奉献不论大小，也不论平凡与伟大，只要在自己岗位上把本职工作做好，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就会自得其乐”。所以，他不管做多大的官，始终离不开一张稿纸一支笔，或赋一首小诗，或撰一篇短文，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慧眼识人，一身正气的丁总，既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朋友。日前，我又收到他赠我的“涛声依旧”条幅，相知相交了半个世纪，无以回报，写此小文聊表一点谢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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