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是一部长篇小说。人生其实只是一句话。《安娜克列尼娜》，这么厚的一部小说，也就一句话 ：“ 一个失恋的女人卧轨自杀。”

我的恩师萧丁（丁锡满）走了。

他的人生也是一句话：“ 一个诚实的读书人还是走了。”

1981年，我进报社文艺部。他是我的老师。他讷于言。第一天找我谈话。只是说我原本是工人，他原本是农民。能到报社工作，应该珍惜。接着就无话了。 之后，他对我的教导，都是书信。我和他的办公室，门对门，我门上的信件袋，不时有他留给我的书信。清秀和灵气的文字，讲述他的意见。他一直要我学会看昆剧，还有就是学习《红楼梦》。他认为曹雪芹的文字好，写新闻就要这样的好文字。

他喜欢请我吃饭。报社离他家不远。中午时分，到他家。他在家对面买上一斤绍兴黄酒，和我一人半斤。他天台家乡的土菜下酒。我没酒量。喝完了，就在他家床上睡一会儿。他乡亲有时带来了鱼鲜，他会提着些送我家来。也不进门，给了就走。他从不让我回请他吃饭。他说报社有个规矩。群众吃领导，非党员吃党员，年轻的吃年长的。我问他吃谁的？他说他吃张乐平。就是画三毛的张乐平。

他的新闻写得极好。有天宋长荣在中国大戏院演“红娘”，我们都去了。他看得激动起来。去剧场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和夜班编辑商量留点版面报道一下，结果只能挤出两百来字的地位。他写了，写得极好。后来成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材。

他是诗人。他提前毕业来报社夜班编国际版。他以“萧丁”笔名配些的讽刺诗，和人民日报的池北偶齐名。新闻是没日没夜的活，他失去了游历名山大川，叙写长篇诗作的最好时光。这是他的不幸，但是报社的大幸。

他是浙江天台的农家子，他和母亲和弟弟相依为命。他在报社，他的家人当时都在家乡。他曾经动心回家乡，去担任县宣传部长。他的恩师许寅严厉批评了他，说他太没出息了。许寅说，国家培养你丁锡满，不是为了培养一个县宣传部长。

一些年后，他将任职上海市委宣传部。那天欢送会上，大家说他当不了大官，随时准备他回报社。他也即席朗诵了王昌龄的两句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是个温和的读书人。因为是读书人，他有正直的人品，和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节操。1975年，他看不见国家的前途，曾经想自我了断。又是许寅多次彻夜长谈，劝住了他。他告诉我，许寅曾对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他听懂了，历史到底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感奋之余，他写了《一瓢赋》等三篇文章，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忧思。他这三篇文章，后来在我所编的“朝花”上发表，已经是1984年的事了。

恩师待我，也像许寅待他。编报纸，总会有麻烦。我编的版面惹了麻烦，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后来他知道了，特地看了惹事的文章，打电话对我说，你没错，如果还有下文纠缠不清，他出面请还在世的上海各家报纸的前辈老总，一起来谈这事。

他生病了，不好的病。他料理了自己的后事，把他的文学和书画朋友送他的书籍和书画，捐给了他家乡母校。建了一个奖学基金会。他是读书人，临了，他把自己的所有留给了后来的读书人。　

他在晚报上写了文章，说他准备好了，要到李白的白玉楼工作了。我说白玉楼不是李白的，是李贺的。你记错了，所以你还不能走。他回我说，“我手头无书，我相信你超过我自己。”今天他还是走了。

一个诚实的读书人还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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