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太太根据报上广告去看私人售物。屋主买了房子,要搬家,许多东西要卖。
找到那地方时,车子刚过一个高坡,眼前突然出现一片起伏树林,间有一块空地,空地上坐落一幢荷绿色的房子,像是不知何处飘来的一层薄薄的云。
房子不高,但很大,铺在林木中,背后是黑乎乎的山峦。太阳刚从山顶探头,晨光在林叶中穿过,斑斑驳驳,落在荷绿色的屋子上。
真是没想到,正常住宅区内,竟有这么大片森林般的土地、这么大片云一样的屋子。
我和太太看中一对门前的大花盆,水泥制成,齐腰高,里面种有漂亮的花。
主人是个老先生,紧密的卷曲灰白短发,眼睛是绿的,那绿久了,旧了,有点发灰,像被太阳晒褪了色。
“很抱歉,”他说:“这花和花盆不卖,我女儿要。”老人态度温和,话声低沉,不紧不慢。许是见我俩过于失望,停了停,又说:“后院还有些类似的,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后院很大。左边,铁丝网拦出约一百平方的地方,养十几只鸡,右边,一排木头篱笆,篱笆后站两条威风凛凛的狗。
“你家地方真大,一共多少?”忍不住问。
“十公顷。”他说。
“十公顷?!”我叫了起来。
“从这到那,再到那,都是我家的。”老人手指朝远处黑黝黝的山峦方向,绕了一大圈。
“这一大片房屋也全是你一家的?”
“对,我和儿子一起住。”
“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大的房屋,你怎么舍得卖?!”
“老了,身体不好,医生说我心脏有问题。”说话间,他有些喘:“照顾不了这么大的地、这么大的屋子了,还有这么多的鸡呀狗呀羊和马的。”随着他的手指望去,远处树林后隐约看到几匹马、几头羊。
“儿子呢?不能帮你?”
“不能指望他们。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这些孩子都是被宠坏的,从小要什么有什么,不用努力不用奋斗。”
看看他,太太也看看他,我和我太太又互相看了看,什么都没说。
看花和花盆,挺满意,特别其中两盆带有热带风味的花,漂亮。花盆虽说旧了脏了,但只要收拾一下,漆一漆,算理想。问他多少钱,他让我们说,我们说说不好,想了想,他开了个价,价格很低。我们买了十几盆。
老人要帮我装车,我不让:怎能让一个心脏有问题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帮我装车。
“你们是中国人吧?!”我装车时,他和我太太说话。
“是的。”我太太说。
“买我这屋子的也是中国人。我喜欢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才能把我这房屋保养好。”
“是么,谢谢你。”太太谢谢他对中国人的好感。
“告诉你一件事。”老人目光朝地,手背在后面,原地转两圈,像是不好意思,顿了顿说:“我年轻时的理想是找一个中国老婆。我喜欢中国女人,非常喜欢。中国女人勤劳、能干、善于理家。可是,那时很少有中国女人愿嫁非中国男人的。我认识几个中国女人,相处也不错,可一开口说结婚,她们马上就躲开……”还是说得平缓,语调没高低,没长短,唯有在他微微露出的笑意中,才能看到一丝很深很远像被太阳晒褪了色的发灰的幸福追忆。
“您现在的太太是哪里人?”我太太问。
“苏格兰人。一个勤劳的苏格兰人。”老人举眼瞭望那片淡绿色的房屋和房屋四周的地:“我们这份家业,是她和我一起打下的。”
“你一定是做生意的吧?”把一盆花装进车后,我直起腰问。
“是的。开一个杂货铺”。
我和太太有点意外,想象中他的生意应该更大。
“是呀。这份家业挣得不易。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和太太每星期工作七天;四十年来,我太太从没回过苏格兰,我也才去过意大利一次;四十年来,我们的假期……”他想了想继续:“我们的假期不超过十天……”
“十天?!”我和太太叫了起来。
“现在,看我们有这么大的房屋,这么大的地,人人觉得不错,可是……”老人停住了,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新房子很小吗?”我太太问。
“很小,地才七百,睡房也就三个,不像这,八个睡房。”
车装好了,该走了,可老人还在说,也许难得有人听他说,也许只有中国人他才愿对之说。
他说他是二战后来的澳洲,当时才十六岁,随他母亲来看望他父亲。后来,澳洲政府有政策,允许他们在澳居住下来,但是,只给两个地方选择,一个西澳,一个南澳。他们选了南澳。他说他的父亲当兵前种过地,熟悉农活。南澳住下后,他们开始种庄稼、种水果,日子过得还不错。父母死后,他才来了悉尼。他没说他父亲当年是干什么的,但我和我太太估计,他父亲该是二战时的战俘。
前后二十分钟。一个完整故事。一个人的一生。
准备走了,打开车门,眼睛忽然又被前面的景色吸引住:墨绿色的树林,剪影似的山峦,一缕缕的阳光,一点点地落在绿叶上,斑斑驳驳。
“要搬了,要搬了。”老人在我们身后喃喃自语:“十五年前,买下这块土地时,是想老死在这里的……”
回身看他。他的目光和我对了对,移开了,像一道光消失在幽深的绿色中……
“不想回意大利了?”我突然问。
“回去干吗?!”他说。
看见一块墓碑,流着黑色水迹,曾是白色的墓碑。
车上山坡,回过头去。老人还在屋前站着,像是站在一片荷绿色的云前。突然发现,他上身穿的那件衣服,很像中山装,就是那种洗得发白的兰卡其中山装,还发现,他很像中国人,远远望去,看不出和中国人有什么两样……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