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评估报告，影响日益广泛。中国的排名由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数据组成，上海的权重为55%，北京为45%。

因而，提升上海的营商环境水平，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政府须以学生答卷的姿态，积极投身此项工作。而其中，法律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每一项测评指标，都要求提供具有拘束力的规则依据……我们要逐字逐句理解世行评估体系与评估指标，将所有测评问题和回应材料，以英文与中文两个语种提供，并按照“测评问题、中国答案、作为支撑的法律或规范性文件、具体条文、实践做法与典型案例”等五个要素，逐一列明，以使世行专家一目了然；我们要建议世行改进文本翻译，我们要优化与世行的沟通方式、沟通内容、沟通角度，提升我们的法律政策知晓度……

世行排名，影响力与时俱增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提升排名，全球各经济体无不使尽浑身解数。以俄罗斯为例，在普京主抓之下，俄罗斯迅速从2015年第62位，跃升为2018年第35名。莫迪同样雄心勃勃，印度从2015年第142位，跃升至2018年100名，目前仍处全面赶超的过程中……我国2017年与2018年的全球排名均为78名，与2015年第90名相比，略有提升。

各国如此重视世行排名，其道理不言自明。世界银行从2003年开始，对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排序，对各国吸引投资、乃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以2018年的报告为例，世行对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的190个经济体，从“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10个领域，进行全面评估，并逐一排名，在没有其他机构做出更全面、更权威的评估报告之前，世行的排名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工作。2018年1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新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即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有规则支撑，相关指标方能得分

值得关注的是，世行营商环境报告采用一个国家代表性城市的数据，来决定该国的排名位置。中国的排名由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数据组成，上海的权重为55%，北京为45%。因此，提升上海营商环境对于提高我国营商环境整体形象和国际排名，无疑意义重大。

世界银行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评估，评估周期为2017年6月—2018年4月，也就是说，在2018年4月底，所有的数据采集与访谈工作全部结束，中国的排名大局已定。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于我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目前，北京和上海正在全力以赴，做好迎接评估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围绕“减少环节、缩短时间、降低费用”来进行，而如何更好地发掘法律的作用，以及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律与政策的宣传工作，则是眼下极为紧迫的任务。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法律与政策的作用？原因在于，世行专家对十个领域的打分，均采取“问”与“查”的方式来进行。“问”是指向中小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报关公司等营商人士发放问卷，“查”是指查阅每一个问题相应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以确保被测评经济体的相关举措具有拘束力，可以普遍适用和反复适用。如果我们只是向世行介绍改革进程中的具体做法，而没有辅之以制度的保障与支撑，则无法得分。世行评估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做法经常会改变，只有规则才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才是可靠的。因而，应对世行评估，我们必须的有放矢。

增强法律政策知晓度，确保不失冤枉分

实际是什么，与别人知道是什么，往往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知晓度。例如，2017年1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原由县级公安机关实施的“公章刻制审批”，改为备案制。而世行采样时被采访的机构仍然认为，审批是公章刻制的必经流程，从而导致失分。

再如，“获得信贷”领域中的“合法权利力度指数”有一项测评如下：担保物权可否延伸至将来或以后取得的资产，并可自动延伸至原始资产派生的产品、收益或替代物？受访者答“不可以”，该项指标因此失分，事实上，结合我国《物权法》第181条（浮动抵押）、第197条（抵押权人孳息收取权）、第213条（质权人孳息收取权）以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017修订)》第2条等，这个问题应获得肯定的回答，我国应当得分。

由于对相关法律制度、甚至是政策性文件缺乏准确了解，或者因为缺乏系统研究、综合判断的耐心，受访者误判误答的情形比比皆是，实在令人痛心。鉴于此种现实，时下一项急务是，在逐项梳理世行测评的问题后，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者行业组织对中小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报关公司等开展专题培训。比如说，可以考虑由司法部门向律师，财政部门向会计师进行培训，提升法律法规政策的知晓度，以使其在受访时做出准确回答，减少乃至避免丢失冤枉分。

优化沟通交流方式，增进专家对中国的了解

为加深对被评估经济体的了解，使评估排名更为准确而公平，世行专家组会主动或者应邀与相关经济体进行交流。我国政府部门与其交流时，宜把握数点：

第一，在交流的态度方面，不宜强调本国的独特性，切忌称“你们不了解中国情况，我们有特殊的理由”。因为这套评估体系普遍适用于全球190个经济体，为保证排序标准协调一致，世行不可能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单独设计一套评价指标。过分强调特殊性，只会被误读为“权力的傲慢”或者对世行评估的排斥，反而导致失分。

第二，在交流的内容方面，必须做好有针对性的准备。我们首先必须避免政府的惯性思维，把一大堆政府文件与报告，一古脑地发给世行专家，让他们漫山遍野地找。相反，要以考生的心态，逐字逐句理解世行评估体系与评估指标，将所有测评问题和回应材料，以英文与中文两个语种提供，并按照“测评问题、中国答案、作为支撑的法律或规范性文件、具体条文、实践做法与典型案例”等五个要素，逐一列明，以使世行专家一目了然。我国这些年来的“放管服”改革、“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改革，没有切实地转换为有效得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没有完成语言的转换，政府文件中“穿靴戴帽”的内容太多，遮蔽了干货，无法针对世行的问题做出切中肯綮的回应。

第三，在交流的角度方面，对于有望通过沟通而取得共识的问题，必须不遗余力。例如，世行认为，纳入测评的十大领域，从“开办企业”到“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也就是说，营商主体从生到死，无不涉及法律保障问题。因而北京与上海的做法，只有固化为可以反复适用且普遍适用的规定，才可能得分。但这里所谓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并不限于法律，它是一个体系，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又包括国务院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包括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另外还应包括国家和地方发布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还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等，必须向世行专家讲清楚，这些林林总总的规定，构成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体系，都应当被考虑在内。

再如，在“保护中小投资者”领域中，世行的测评问题多次出现“limited company”的专有术语，在其解释说明中，将“limited company”限定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具有同等职能的公司”（即一种不同的、更简化的、且不能向公众发行股份的公司），类似于国外的“封闭公司”（close company）或者“私人公司”（close company）。我们必须向世行专家解释，此类商事形态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有限责任公司”，否则极易导致世行在查询相关法律时，遗漏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应规定，导致大面积的误判。

正本清源，精准翻译世行评估指标与测评问题

世行针对中国的调查问卷，提供精准的中译本，当属基本要求，特别是涉及法律的问题，如何把基于英美法的表述，翻译成中国人习惯接受的语言，既是法言法语，又明白晓畅，非常重要。否则，面对一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受访者理解尚且困难，何谈正确作答？

然而，这竟然是一项极大的短板！

以十大测评领域之一的“保护中小投资者”为例，该领域主要通过评价信息披露透程度、公司透明度指数、董事责任程度、股东权利指数、诉讼便利度、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指数等6个子指标，衡量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障程度。根据世行报告，我国2018年该领域仅得48.33分（排名第119位），不仅低于亚太平均水平，甚至远逊于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单项排名全球第4位）、巴西（第43位）、俄罗斯（第51位）。此项指标全球最佳的经济体为哈萨克斯坦，得分85分，除信息披露程度指数比中国略少一分、公司透明度指数得分持平外，其他子指数得分均远远超过中国。我国在董事责任程度指数、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指数、股东权利指数的得分，仅仅分别为1分、2分和3分，实在是低得可怜！

一个直观的问题是，同属于金砖国家，我国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相比，在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真的有如此大的差距吗？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大量借鉴了美国法的情况下，这一疑问显然不无道理。

果然，在向中国受访者发放的世行测评中译本中，存在大量的漏译、错译或者歧译的情形：

【例一：关于董事责任】

Is Mr. James disqualified or fined and imprisoned upon a successful claim by shareholders? 被翻译成“在股东原告成功地实现了权利要求的情况下，詹姆士是否会被解除职务？”正确的译法是“在股东的请求权成功实现的情况下，詹姆士是否会被解除职务或遭到罚款和监禁”？英文原文是将两个法律后果选择性地并列在一起，其一为“解除职务”，其二为“罚款和监禁”，译文遗漏了第二个后果，极大地干扰了正确的选择。

【例二：关于类别股权利】

Are changes to the rights of shares only possible if the holders of affected shares approve?被翻译成“更改股票所附的股权时，是否只需要征得该种股票持有人的同意”？事实上，原文是关于类别股股权变更必要条件的表述，正确译法为“股权内容的变更，是否只有在征得该类股东的同意后才能生效”？

【例三：关于派生诉讼的门槛】

Can shareholders representing 10% of Buyer’s share capital sue directly or derivatively for the damages the transaction caused to Buyer? 被翻译成“持股比例小于10%的股东原告是否能够因交易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提起直接或派生诉讼”？此句有数个翻译错误：其一，“持有买方股本10%的股东”误译为“持股比例小于10%的股东原告”，实际上是把诉讼门槛条件降低为零；其二，将“股东”列为“股东原告”，彼时尚未成诉，何来原告？

【例四：关于律师费用】

Can shareholder plaintiffs recover their legal expenses from the company? 被翻译成“原告是否可以向公司追讨他们的法律费用”？这里的“原告股东”被漏译成“原告”，容易令人忽略股东代位诉讼的背景；另外，“legal expenses”译成“法律费用”指向不明，宜直接译为“律师费用”。事实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代位诉讼的原告可以主张合理的诉讼费用，当然就包括律师费用。

【例五：关于公司形态】

世行的问题中多次出现“limited company”的专有术语，如前所述，对应我国公司法语境，应将其译为“有限责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但遗憾的是，中译本通篇将“limited company”译为“有限公司”，其后果是，受访者极易将其理解为仅仅是指“有限责任公司”，从而在作答时遗漏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应规定，导致误判。

误译、漏译的情形，同样存在于世行测评的其他领域。例如，将financial invoice译为“金融发票”，令人不知所云。如果因为翻译问题导致失分，实在太过可惜。政府宜尽快组建法律功底深厚、外语能力精深（特别是精熟法律外语）的专家，组成工作团队，正本清源，对世行评估标准与测评问题，进行全面、准确的翻译，而不宜被动等待世行的中译文本。

环球同此凉热，法律不应缺席

世行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俄罗斯与印度近年来进步明显，与其多次有针对性地修改法律法规密不可分。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通。营商环境的改善，涉及的主要是商事组织、交易及政府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发达经济体的成熟经验，具有较高的可借鉴性。

以此为念，在提升我国全球营商环境排名的进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要精心挑选精通法律与政策、具有较好外语能力的人员，与世行沟通和协商，以增进其对我国的了解，避免误伤误判。另一方面，我国要根据评估结果，本着自省完善的立场，对于有益但我国缺失的制度设计，例如，设立统一的动产担保权益登记机构，董事长不得兼任总经理等，要及时推进法律的“立改废释”，切实发挥法律对改革的引领和保障功能；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世行评价标准，例如，允许担保债权人以直接受让担保物所有权的方式受偿（俗称绝押，为我国担保法第40条所禁止），我国亦要保持定力。

（作者系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