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不记得姜育恒这首经典老歌：“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

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哼唱这首歌似乎特别应景。时代在变，春运在变，老一辈的记忆里，春运是绿皮车、泡面味、蛇皮袋，是“行李往里推一推”“借过借过让一让”“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的吆喝声。

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春运记忆，它们一同勾连出时间的印记，终点都是一个——家。

绿皮车与泡面

在火车上闻到泡面的味道，仿佛就闻到了家的味道。”每年这个时候，打工者孙大辉都会踏上从上海回重庆过春节的旅途。交通设施更替，绿皮车已渐渐被高铁取代，但他心底最温暖的记忆，依然是前些年春运上的那一碗泡面。

这种“国民食品”伴随了几代“归家人”的春运记忆，更丰满了每年春运大潮中数亿人的漫漫归途。

孙大辉回忆， 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没有网上订票服务，熬夜蹲守购票，夜晚寒风中，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就是温暖与幸福，也缓解了寒冷与焦虑。

“过去，由于车速慢、停站多，动辄就得在火车上待十几甚至几十小时。吃饭怎么办？来一碗方便面。”

互不相识的路人，面对面坐在车厢里，头凑在一起吃泡面，话故乡。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老家是哪里？”天南地北的回家人一边跟身旁萍水相逢的陌生朋友寒暄，一边吃着汤浓味美、热气缭绕的方便面，漫漫回乡路也变得温馨欢乐。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高铁时代。旅客在火车上的时间和在每站停留的时间逐渐缩短，用餐次数大大减少。如今，乘客在高铁上餐饮品种有了更多选择，通过互联网订餐服务，上车之前就能预约美食。回乡路变成越来越简便，乡愁也从一碗泡面变成了一条微信、一张高铁票、一份网上订餐。
 

船与大通铺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船运曾是我国沿海城市间穿梭最为方便的手段。比起绿皮火车的时常晚点和拥挤，船运则可不经停靠的从北往南，且可以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在船舱中躺着睡一觉。

“90后”白领张小姐经常听父亲讲述当年在北方当兵时的春节故事。春节时拉上同批入伍的战友，从长春出发，坐火车南行，赶到大连换乘客船。船舱中，挤满了归家的人们，也没有一二三等舱，40个人一间的大通铺，36小时，从大连到达上海。船身较小，晚上浪一大，走廊上都是晕船犯吐的人。

老一辈人还记得，船靠岸时，看着眼前逐渐清晰的风景，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匆匆跑回房收拾，哪怕还要很久靠岸也要到舱门后等待着。不长的休假时间耗了大半在路上。但相比难买票和拥挤的火车，父辈们下次归家时还是会毫不犹豫选择坐船归家。

学生与进城务工者

春运这个专用名词，到底是何时出现的？据上海市方志办的记载，这个提法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临时短途客车228对，共252对，比去年春运期间增加30对。”这是现在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春节期间客流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探亲访友客流转而更多元更多向，流量开始激增。1984年开始，进城务工人员客流逐渐成为春运的主流｡

据上海铁路局老职工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春运：“大家只是要把自己塞进车厢,哪怕爬窗户､被硬塞进车门也无所谓,一心的想法就是‘回得去’,完成从工作城市到老家的一次‘位移’｡”

上海地区的春节旅客输送任务，绝大部分由上海站承担，责任重大，压力也是空前的。为了摸清客流动向，上海站事先就开展春运的客流调查，每年春节前3个月,就以路局主任计划员为主，组织有关人员，对学生、进城务工人员等大宗客流进行为期1个月的调查。

调查组深入各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了解放假日期天数，旅客流量流向（元旦与寒假因与春节相近，故与春节一并调查），为春运工作奠定基础。由于春运期间工作量巨大，上海路局和上海站除了要调集大量机车和车辆还需要增添大量人手，除从其他单位抽调外，还有大批解放军和武警来站支援。

1990年春节，采取职工停止“大休”、给予加班津贴的办法，克服人员不足的矛盾，才结束近40年来都要外单位人员助勤的局面。1990年，上海铁路局颁布《上海铁路局春运工作条例（试行）》，使春运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老北站”与“敞篷车”

记忆中的铁路上海站，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北站”，是沿用建于1909年的老站。

这个老站能力小，设备差，站场受周边建筑群的限制，无法拓展。候车室不足4000平方米，每天却有5万旅客候车。一到节假日客流骤增，更显得拥挤不堪。

为此，老北站采取各种办法，如封闭站前广场，作为旅客的临时候车场地；组织服务员、民警及助勤的解放军引导旅客进站上车；逢到下雨天，尽量安排旅客在候车室及临时搭建在上海铁路局大院内的棚内休息，或与列车乘务员联系，提前检票上车。当年，一到春运高峰期间，老北站周边的宝山路、天目路都会出现严重拥堵。

这种情况直到1987年底，上海火车站新站（俗称新客站）建成后才得以缓解。

上海铁路局老员工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铁路部门为补充春节期间的运力,还会加开“敞篷车”｡“那种加班车条件更差,只有几节车厢连起来,没有茶炉,也没有卫生间,一般用于补充短途运力,有些西装革履的乘客买不到绿皮车车票,也不得不乘坐这种敞篷车｡”

新时代里，随着铁路网快速扩张，运行速度也在持续提升｡从1997年4月1日的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到2007年4月18日的铁路第六次大提速，10年间中国铁路从传统的“绿皮车”扩展至“K字头”“T字头”“Z字头”,到动车､高铁,列车的最高时速从120公里/小时提升至250公里/小时，神州大地“千里江陵一日还”已成为现实｡
 

粉红车票与“大卖场”

运能的提升也带来购票等诸多现实问题。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火车票还是那种硬纸板，发站和到站都是用浆糊黏在上面，票价纯手工计算。

上海站一位老员工回忆：“到1998年微机联网售票出现，打印的红色纸质票才流行起来，铁路售票的准确率和效率大大提升。”即便如此，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工售票窗口，而且人力毕竟有极限，遇春运等高峰更捉襟见肘，买火车票依旧在“拼体力”。

为方便旅客购票，2003年起，上海站连续7年在春运期间开设售票“大卖场”，最高峰时开设售票窗口达200个，却依然是“大排长龙”。面对窗外通宵排队的旅客，售票员也是夜以继日，超负荷工作。

2007年，上海站售票员、上海市劳模邹俊创下一个夜班10小时内售出车票3000余张的个人售票最高纪录，平均每12秒就能售出1张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