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一年多，蔡英文的民调数据从高峰跌向谷底，目前还没看到企稳回升的迹象，甚至传言她只能做一任地区领导人，2020年选举民进党要换其他人。

可问题是，千错万错，难道就只是蔡英文一个人的错吗？如果民众真罢免了蔡英文，换上赖清德、吴敦义或者其他人，台湾就能变得更好吗？恐怕谁都不敢打包票。

从1996年李登辉民选成为地区领导人之后，台湾经历了五次选举，选出了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三人，有蓝有绿，有男有女，有“二代”也有草根。涉嫌贪腐的陈水扁是公认的失败领导人，政治上软弱马英九与大行“发卡弯”的蔡英文执政轨迹如出一辙，民调一路下滑。也就是说，这20多年来，台湾就没有选出一位符合民众期望、能带领社会前行的领导人。

想来，这背后一定有着超出政治人物本身的深层次原因。要么，台湾选举制度出现了问题，选不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要么，台湾政治运作设计出现了问题，让地区领导人有劲使不上；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

先说台湾选举制度。在岛内社会大背景下，选民很容易被民粹话题鼓动，往往受偏激的、短期的议题影响，难以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理性地思考候选人的能力与政见。因此，一些能说会道、煽动力强、善于开空头支票的候选人能够当选，这也导致执政后频发“发卡弯”事件。

此外，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采取一轮制的“相对多数决”，这使得“少数票当选”成为可能。候选人不仅要担心“外敌”，还要担忧“兄弟阋墙”。这个问题在大分裂的泛蓝阵营更加明显。2000年，同处于蓝营的宋楚瑜与连战同时竞选地区领导人，分散了蓝营选票，结果让陈水扁以39%的低得票率渔翁得利。直到如今领导人选举，亲民党与新党还要插一杠子，分原本就萎缩的蓝营选票。

因此，在台湾选举中有了所谓“弃保效应”，也就是为了避免立场相似的候选人瓜分选票，政党鼓动本阵营选民“弃a保b”，把选票集中在某位候选人身上。这样的话，选民为避免“最讨厌的人”当选，把票投给“最有可能选上”的人，而不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人，“选贤与能”的选举功能被削弱。

再说台湾政治运作问题。从周期上说，地区领导人一任四年，中间还有一次地方选举。也就是说，上台后就要考虑两年后的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刚结束就要布局下次领导人选举。所有施政都在围绕着选举进行，能不能“短平快”地在四年内、两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出成绩，成为政策选择最重要的考量。

而从体制上说，现在地区领导人处在台湾政坛的第一线：一方面，领导人的权力几乎没有制约，经过几次修“宪”，行政机构负责人的副署权取消，彻底成为地区领导人的办事员，立法机构也难以对领导人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正因为权力无限大，让台湾陷入“有困难上街骂领导人”的怪圈。没了行政与立法机构的遮风挡雨，领导人几乎时刻处在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中心，难以脱身。

这样形成了恶性政治循环：选民对候任领导人有着无限的期待，期待他（她）上任后能把岛内几十年的沉疴一并解决。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导致领导人的支持率下降。民意下降影响了领导人推动政策的能力，政策推动受阻，民调就继续往下走，于是政策更难推动。这个死循环，无论陈水扁、马英九还是蔡英文身上，都曾发生过。

其实，台湾政坛原本有机会走出这一怪圈的。随着两蒋先后离世，台湾走出了威权时代。但是，继任的李登辉受到国民党内“非主流派”与民进党的内外挤压，为了改变自己弱势的地位，通过修“宪”构建出“领导人有无限大的权力，但不必承担相关政治责任”的体制。但岛内大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制度设计无法抵御街头政治的杀伤力，更无法抵消民意下滑所导致的政治阻力。

由此可见，选举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弊病加上盛行的民粹主义，让台湾很难走出政治死循环，因此也很难选出格局大、有魄力的地区领导人。商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很多台湾人希望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能出来竞选2020年，但郭老板从未放在心中。这或许是明智的选择，正如岛内媒体所言，台湾这块政治土壤上，很难长出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