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备受关注的监察体制改革而言，今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一个月前，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正式推开。

最近，中央纪委多位领导分赴各地，开展调研，了解各地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了解之后，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给出了总体评价：改革试点工作扎实起步、开局良好。

近日，监察法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审稿又作了一些调整，不少改动意义重大。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将在2018年取得怎样的进展？

不是所有人都能转隶

11月8日,浙江省监委留置第一案在湖州公开宣判。看到手机里弹出的消息,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金焕民低头凝视了几秒,又一头扎进案头厚厚的材料中。

这天,距离中办印发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已满周年,也是这位曾经的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正式转隶后的第11个月零2天。

他所经历的，正在被全国各地的很多反贪检察官所经历。一个月前改革试点工作刚在全国推开，他们没有任何顾虑地脱下检察服，融入了新工作。这场改革牵动的首先是人心。

2017年11月11日，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这是继10月底中央办公厅印发在全国各地推开改革试点方案、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全国推开试点工作决定、11月7日公布监察法（草案）后，党中央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又一力举。

全国铺开之后，各地都把一个关键点抓得很好——转隶。几乎每一地，都对所有转隶人员进行谈心谈话、家访，优先解决他们的难处，让他们人来到监委，心也融合进来，能立即在新岗位上把反贪反渎的业务专长发挥出来。

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纪委书记徐国铭同志与36名（4名请假）拟转隶干部进行了一对一谈心谈话，深入了解拟转隶干部基本情况，倾听了意见建议和有关诉求，耐心解答同志们关心的问题。

不过，必要的纪律关牢不可破。例如，呼和浩特市严把“三个关口”（政治关、廉洁关和资格审查关），开列“四项负面清单”（档案造假、被刑事处分、严重违纪及长期不在岗）等，落细落实人员转隶准备工作。

经过严格审核，审慎研究，呼和浩特市纪委确定7名干部不予转隶，其中6名因距退休时间不到一年或提前退休，有1名经常不上班，无故脱岗，最终确定了首批33人的市检察院转隶干部名单。

对象全覆盖，手段有创新

前不久，北京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硕辅，浙江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建超，山西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任建华，轮流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把成功的经验做法“倾囊相授”。

三个试点地区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赋予监委的12项调查措施权限进行探索运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专栏“从试点看监委12项调查措施”，讲述三地监委办的一些经典案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蕴含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直击当前反腐败斗争存在的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等现实问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把党执纪与国家执法有机贯通起来，把过去分散的行政监察、预防腐败以及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力量整合起来，攥成拳头、集中力量。

试点地区取得的成效充分证明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英明正确的。试点地区党委加强领导，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协作，实现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有序对接、监察机关与司法执法机关相互制衡，调查工作更加顺畅，案件处置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今年1月至8月，北京市处置问题线索6766件，同比上升29.7%；处分1789人，同比上升35.4%。山西省处置问题线索30587件，同比上升40.4%；处分10557人，同比上升11.7%。浙江省处置问题线索25988件，同比上升91.5%；处分9389人，同比上升16.1%，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改革后，监察对象将大幅扩展，实现监察对象和监察范围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从前期三个试点地区来看，改革后北京市监察对象达到99.7万人，较之前增加78.7万人；山西省监察对象达到131.5万人，增加53万人；浙江省监察对象达到70.1万人，增加31.8万人，并且逐步推动监察向派驻和基层延伸。

可以预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全国铺开后，纳入覆盖范围的公职人员将有较大幅度增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蕴含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更加凸显反腐败工作的政治性。腐败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反腐败斗争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把握好政策和策略，才能保证反腐败斗争取得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随着改革推进，我们国家将形成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国家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和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为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