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沫如双手捧着炸鱼和薯条，弗兰克林码头成群的海鸟盯着她，快速扔出一小块蓝眼鲹鱼肉后，趁着一片翅膀的扑腾声，她准备赶紧离开。清洌的春风灌进风衣正夺走她的体温，这名从沈阳考入上海海洋大学的女孩不得不加速脚步。

这里是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霍巴特，澳大利亚南极局总部所在地和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澳期间登上“雪龙”号的地方。学习海洋物理专业的姚三个月前来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秘书处实习，成为30年来第一个频繁进出这里的中国面孔。

“听说以前有一个韩国人曾经来这里实习一年，不过他是一个比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姚沫如说，11月7日她结束实习飞回上海，同一天一艘名为“雪龙”号的船也将搭载中国南极科考队从上海出发，在南极的夏天进行科研任务。

三个月的实习期对姚沫如来说一点都不轻松，先是熟悉规则，然后就是为每年10月举行的年会做准备。在为期半个月的年会上，24个成员国和欧盟代表团齐聚这个由学校改建才10年的殖民地建筑里，第一周是科学家评估渔业存量和生态变化的主场，紧接着外交官、国际法律师在第二周登场，他们将捍卫各自国家在南极地区的最高海洋利益。中国在2007年加入CCAMLR，参与制定影响南极海洋事务政策。

提案、谈判、斡旋、妥协，这是两条长排相对的会议桌上充斥的四种味道，就连上午和下午各一次的宝贵茶歇时间，许多代表也不得不端起咖啡杯相互摸底。最极端的情况是，为了搭茬和参与介于机密和公开界限的讨论，不喜欢抽烟的人也得忍着烟味，佯装老烟枪叼上一根周旋于场外大树下铁桶边唯一的吸烟处。

今年人们最关注的无疑是各方能否在会议闭幕日10月30日达成南极海洋保护区（MPA）的共识，这项意在划定南大洋罗斯海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保护区的提案，最早于2011年开始讨论。自2012年正式作为提案供大会讨论开始，这一美国和新西兰联手拿出的提案已经僵持了三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保护区通过的最大阻力，中国则提出自己关切，要求在年会中讨论。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中国更加强调CCAMLR条款中“合理利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保护和利用如何达成平衡，作为南极研究的后来者，中国不想在花大力气准备推开这扇大门时，突然发现又被早已经进去的人上了重重的锁。

南极，对于一般的中国人而言确实很遥远。从地理位置上讲，长城站前的木牌上标明这里和首都北京的距离是17501公里。从历史上看，中国更是探索南极的后来者。1772年到1775年，库克船长断言没有人类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或者有意愿想来到这里。才过了五代人的时间，库克船长的预言就被打破了。

1911年到1914年，澳大利亚籍地理学家莫森所率领的探险团队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南极科考，从此开始搅动南纬60度以南广袤海洋和大陆的地缘政治。今天澳大利亚主张的面积近42%的南极领地，就是1933年大不列颠根据他所绘制的地图发布法令授予前者的。

眼看着南极要成为人类的火药桶，1959年开放签字的《南极条约》禁止在南极大陆进行军事活动。免于卷入军事和核爆后，它附属的《环境保护议定书书》还禁止在南极开采矿藏。那时候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还处于人民公社时代，大约30年后中国才在船只和设备均极其匮乏的情形下，做出了考察南极的决定，从此一举将南极事务纳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工作视野中。

大跃进时期没有几个中国领导人关心南极，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用最短时间签署并批准了南极条约。今天北京拥有的四个科考站，甚至比比澳大利亚人还多一个，中国人还在为建设新的科考站做准备。在堪培拉用10亿澳元新建破冰船的时候，北京正在洽购购买第二艘破冰船和在极寒条件下适航的飞机。

回到南极事务的谈判桌上，中国人也越来越活跃。连续五年参加年会的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布鲁克斯的研究方向是南极磷虾和犬牙鱼，她的观察很有意思。

“新西兰、韩国和中国派出了不少渔业专家，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是环保部门牵头，美国更有一些深谙国际法的律师在里面。当然，外交部是每个国家少不了的。”

布鲁克斯觉得，2007年才加入CCAMLR的中国一开始是观察学习，现在则“声音越来越大。” 姚沫如也附和称，在会场中能明显感到中国代表团发言很十分活跃，大多情况下就连美国人也不如中国人讲的话多。

谈判日

CCAMLR总部没有搬家之前，每年年会在霍巴特一所带有赌场的酒店进行，考虑到赌徒酒棍和政府代表义正言辞商讨南极事务实在不搭调，各成员国才凑钱选了Macquarie 181号这个清净之地。

不过，谈判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和赌博也没有什么两样。10月30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前天下午最后一个议题仍是海洋保护区，似乎看起来大家还是互不相让，各抒己见。

转机始于晚上8点，一名接近俄罗斯代表团的人事后说，美国谈判代表突然拿出来新提案，拉着中国做最后的努力。而当时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也拿到这份修改过的提案给核心谈判代表传阅，但最后俄罗斯给出的答案仍然是接近于说不：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莫斯科做出这项决定最重要的理据，是目前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科学研究数据并不充分。

上述要求匿名的人士说，俄罗斯一直在南北极地区拥有巨大的国家利益，正如俄罗斯在北极占优势那样，俄罗斯其实并不是从根本上要反对建立海洋保护区，“只是觉得有必要换一个场合继续谈，中国的关切都写到了草案中，但俄罗斯的关切并没有。”

不只一个人说CCAMLR的年会政治意味越来越浓。只需要参与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是幸运的，留到第二个星期的人需要把全部细胞耗费放在地缘政治上。

南极到底对人类有多重要，初中地理书上有关海洋的章节告诉我们，南极储藏地球七成淡水，整个南极海洋是一个有着简单食物链的丰富生态系统，磷虾和犬牙鱼处于这个生物链的核心位置，为包括海鸟、海豹、银鱼、企鹅、座头鲸、蓝鲸以及小须鲸提供营养。而这个生态系统，又通过全球洋流循环给其他大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输送生命之源。

没错，中国人和韩国人、挪威人一样，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主要兴趣是磷虾。距离为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去阿根廷前期调研27年之后，在中科院海洋所工作一辈子的王荣才看到中国在南极收获磷虾。那是在1983年的阿根廷破冰船“天堂湾”号，海军出身的时任中国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和王荣汇合，在驶向南极的漫漫航程中，王荣向罗建议说，南大洋考察最好以磷虾生态学考察为重点。

“南极磷虾不但是南大洋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而且资源量特别大，是海洋中最大的潜在蛋白，”罗听了之后采纳了王荣的意见，明确中国首次南大洋考察是“以磷虾生态为重点的多科学综合考察。”

如今，全球最顶尖的磷虾学家都在澳大利亚南极局。经过鞋底消毒，在实验室中，身高将近一米九的雷蒙德展示了在白色塑料桶中的活体磷虾，模拟南极海冰层摄氏零度的水温，他们进行不同温度和海水酸度变化条件的磷虾生态，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2013年9月的论文结论是：海冰消融、二氧化碳排放所导致海洋酸度增加和渔业捕捞，令磷虾种群面临可持续危机。

磷虾作为鱼粉和Ω3脂肪酸原材料，受到全球渔业大国的追捧。在全球捕捞生意排行榜上，日本、挪威、乌克兰、波兰、韩国和俄罗斯是传统大国，苏联曾在1982年创造年近50万吨捕捞量记录，CCAMLR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进而划分不同区域进行配额管理。

中国自五年前开始，用短短三年时间已经坐上了南极磷虾捕捞第三把交椅，仅次于挪威和韩国。目前CCAMLR给出的停止捕捞“天花板”额度是每年62万吨，但这一额度一时之间并无法突破。 2013年，中国南极磷虾年捕捞量逾3万吨，最多的挪威也不到13万吨。然而，对鱼粉不竭需求的渔业养殖大国中国而言，商业捕捞技术成熟后大规模捕捞磷虾并非不可能实现。

显然，这种关切成为中国处理是否支持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谈判底牌。在中国人眼中，美国并没有捕捞磷虾的现实需求，因而在今年9月份提出的提案案文中设置了较高的标准，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捕（No Take）显然是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无法接受的，但主张平衡处理利用和保护关系的中国也展现了灵活的态度。

在华盛顿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从事全球海洋政策研究的刘颍仪说，在海洋政策的分析框架中，总能看到四种利益诉求，分别是建立保护区、环境评估、利益共享和技术转移，“发达国家更看重前两者，而发展中国家更希望得到后两者。”

尽管俄罗斯说不的方案还需要各方最后定稿，但中国提出的关切得到了提案国家有效回应，“我们并不反对在罗斯海建立海洋保护区，但是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海洋生物资源长期可持续发展。保护区的设置应该符合国际法并具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保护与利用都是合理的选项，关键是要在合理利用和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马新民如是说，他是今年中国代表团团长。

中国要求在保护区的大框架下，建立特别研究区（S.R.Z.）和能够允许进行磷虾捕捞作业的磷虾研究区（K.R.Z.），前者除了磷虾，还允许捕捞犬牙鱼，但目前中国并不具备掌握捕捞这种游动速率极快，欧美餐桌上动辄要价几百美金的鱼类技术。两个区域相加，大约占全部超过1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三分之一。

中国提出更加合理的保护目标、保障科研活动自由以及保护区存续期限的讨论给未来中国参与全球公海海洋政策讨论和制定留下了伏笔。特别是北京对保护区期限问题的看法，在很多国际环保组织人士眼中就体现了中国未来海洋政策的逻辑。中国希望在保护区协议约定期限到期时，如若没有达成新的协议就自动废止，但原本的案本提出自动延长。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海洋和极地项目的主任芦丁去过中国八次，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就给中国海岸管理项目做过咨询，“中国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中对海洋事务做出了前瞻性的计划。”不过，芦丁口中的前瞻性的有效期并不是一百年，考虑到全球海洋地缘政治的变化，北京不希望让一个有中国参与的公海管理政策到期后没有丝毫修改空间，特别是考虑到眼下正是一个有效的全球公海管理机制呼之欲出的时代。

非议

马拉松式的磋商和谈判令人疲惫，不过中美达成了共识，令美国国务院海洋和极地事务办公室主任伊万还是吁了口气，虽然心里明白中美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南极海洋保护的提案明年通过无虞，但他还是站在明媚的春光中说，他欢迎中国所做出的努力，又意味深长的指和海洋划界争端相比，南极事务谈起来是很轻松的。

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对南极倾注热情，在中美合作的清单里，海洋事务虽然并不靠前，但也有不少着墨：双方决定继续通过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渔业对话等机制就海洋和渔业事务加强沟通与协调。双方将继续加强保护海洋对话及极地科学合作，推动在国家海洋保护、海洋酸化监测和评估等海洋环保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同意加强联合研究，共同就建立南极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建议开展工作。

中美达成共识的消息很快传开，会场上人心里都明白，这是政治和科学的混合体，就好像CCAMLR总部门口按照字母排序肩并肩的美国和乌克兰旗队一样，去年乌克兰还是站在俄罗斯一边反对这项提案，经过国内政局的陡然变化，态度一下子就翻转了。

说到去年提案被否决的失望情绪，许多南极环保主义者拥到大门口抗议，让许多刚步出会场的谈判代表们尴尬万分。今年气氛则大不相同，扮成憨态可掬的企鹅，两个成年人频频向路人挥手。国际诸多海洋环保非政府组织联合组成的南极与南大洋联盟（ASOC）代表们则纷纷表示，看到中国人的表现，他们都对中国参与南大洋保护抱有很高的期待。

吉尔和马克坐在越南餐馆里，口中滔滔不绝谈论的是中国，平时常驻在华盛顿的他们都为ASOC工作，年纪稍长的马克是执行主任。

他们一直不断强调是时候让中国展现在全球公海事务上的领导力了，吉尔则似乎想用韩国人非法远洋捕鱼的真实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需要适当妥协。“对于实施渔船监管，以前韩国和挪威都是反对的，但是他们的态度都在变化 。”

吉尔说韩国重新检讨远洋渔业政策的引爆点就是严重受损的国际形象。此前国际环保组织调查披露，韩国远洋渔船在南大洋海域过度捕捞和非法捕鱼，这种负面信息引起欧盟和美国的关注，消息传到首尔，青瓦台怒不可遏，后果是直接出台最严厉的远洋渔业监管措施。韩国代表团成员、市民环境研究所的海洋政策专家金恩熙佐证说，就是三年前的丑闻导致韩国国内渔业政策变化，当然她也承认不少渔业公司对新政策存在不满情绪。

中国在今年涉及渔船监管检查的技术性问题上也灵活处理，28日会议讨论时中国还对每15分钟一次的检查频率存有疑虑，但29日会议一早中国的立场就变为可以接受，附带条件是要延后实施，给国内充分的酝酿准备时间。

作为海洋保护区的联合提案国，新西兰代表团在第一时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声明。和这种肯定中美就南极海洋保护区相互妥协的声音相比，还有另一种非议之声，第一个把这话吐出来的是瑞典代表团团长弗莱德荷姆（Bo Fernholm），弗莱德荷姆作为瑞典政府海洋谈判代表好像是一种天意，人们会打趣他的名字，因为弗莱德荷姆在英文中本身就是一种盲鳗的名字。

“瑞典鳗鱼”上来就语气不善，他声明说，CCAMLR已经背离其成立伊始的初心，把海洋生态保护愿景变成了渔业管理。他警告说这样的趋势令人担忧，因为过度捕捞就是导致南极渔业资源出于危险之地的主要原因。他甚至语带伤感，“我做了一辈子这项事业，我不想告诉我的孙子南大洋就毁在我的手里。”

“瑞典鳗鱼”的话确实代表了一种声音，这些几乎在南极没有太多渔业利益的国家大多强烈希望建立一个完全限制渔业作业的保护区，理由是这个对照区可以给以后做气候变化对照研究做出的重要参考。

家园

一只企鹅雀跃着跳出水面，四周是覆盖白雪的冰原，这幅由非政府组织挂在CAMMALR总部酒店对面的巨幅海报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信号。不知道坐在会场激烈谈判的各国代表偶尔抬起头，透过窗户是否能看懂里面传达的信息。

海洋科学家们都有自己的执拗，未来也会成为海洋物理学家的姚沫如自己也承认，封闭在实验室时间长了，容易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和全世界其他人类活动踪迹频繁的公海区域相比，南大洋无疑是科学家眼中最后一次研究健康海洋生态系统运作的机会。

罗恩（Ron Naveen）一辈子和企鹅打交道，他的团队主要工作是考察西南极半岛企鹅种群数量的变化。曾经募款的国家名单包括：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和挪威。根据他们二十多年来每年的计数，阿德利企鹅受到种群减少的威胁，但巴布亚企鹅目前还处于种群安全区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2014年3月14日给出的数据是，阿德利企业目前有237万个育种对，而巴布亚企鹅的育种对是387万个。和一般想象中的南极旅游威胁企鹅生存不同，罗恩说，不负责任的渔业捕捞导致的食物枯竭才是企鹅的危机。

谈到中国和南极，罗恩这几年见到越来越多中国人去南极旅游，他自己的研究基地是“海洋探索”捐赠的，这家提供多种南极旅游套餐的公司通常10晚南极游船票起价是1万美元，两名中国成年人的一次南极旅游花费最多可以达到30万人民币。“这些中国面孔来自各个年龄层，” 罗恩说，他们都是负责任的南极旅游者。

南大洋联盟的执行长马克第一次去南极也是20多年前，他注意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来南极，这和欧美通常是年长的富裕阶层乐衷南极旅游有很大不同。他说以前一个通俗的说法是登上前往南极的游船的人都是“100俱乐部”的成员，也就是这些旅行者至少已经去过这个星球上超过一半的国家和地区。他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就是塑造未来中国全球海洋领导力的中坚力量。

南极和中国地理遥远，关系却越来越近，但这个包括政策制定者、远洋渔业公司、海洋科学家的拼图板上还少了一块——专注海洋政策研究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至少中国代表团中没有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而韩国和不少国家都纳入本国的独立海洋政策研究学者作为代表团正式成员。

在南极大洋和大陆面前，人类显得太过渺小。姚沫如研究的澳大利亚西海岸海底五千米的水样，是人类第一次对如此深度洋流做前沿研究。布鲁克斯虽是犬牙鱼专家，却也无法破解犬牙鱼到底如何产卵的谜团，人类至今没有找到过犬牙鱼卵和幼鱼。

我们，人类，无法预知南极海冰到底何时融化，无法预知海洋酸度变化是否会让企鹅灭绝，无法预知鲨鱼和人类的关系。总之，我们对海洋的了解还是太少。

姚沫如立志还要来到霍巴特做博士研究，她在洒满细碎夕阳的海湾中，迎着风，默念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之作《遥远的房屋》中的几句话。

作者亨利贝斯顿，译者是程虹，对就是那个程虹。“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他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将你的心灵寄托于她那些宁静的港湾，因为生活的天赋取自大地，是属于全人类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大图来源：人民网，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