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章念驰先生是在他的家中。冬日暖阳照进书房，我们一人一杯茶聊起了两岸关系三十年。

已经76岁的章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研究他的祖父章太炎，二是研究两岸关系，“我的作品不算宏富，也不乏褒贬，但都认认真真完成，没有阿谀奉承与说违心话。”

他说，每年老朋友、台湾地区前外事部门负责人钱復先生都会从对岸给他寄全家福照片，“这三十年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回交道”。如今钱復先生早已退出台湾政治舞台，而工作55年的章先生也打算走下工作舞台，享受天天都是星期天的乐趣。

这或许是他这次破例接受采访的原因。由于对台研究的特殊性，章先生之前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即便如此，他也有言在先，“秘密一桩我也不能讲，我讲的只是这三十年的体会。”

汪辜会谈，左为汪道涵会长。

你是在跟同胞讲统一，不是在跟敌人讲统一

上观新闻：听说您长期在汪道涵先生身边工作？

章念驰：汪老从上海市长位置退下来后，中央把重任交给他。他说，作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负责人，不能在上海成立一个工作机构，所以就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协助他。我不是他的秘书，算是助手，配合他工作。

上观新闻：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汪老有哪些值得称道之处？

章念驰：首先汪老有同理心。他爱台湾、爱台湾同胞。我们要理解台湾近代以来受到的委屈，他们很多观念是惨痛经历的产物。你是在跟同胞讲统一，不是在跟敌人讲统一。很多台湾来的朋友愿意找汪老诉说，只要有精力他都会倾听。

第二是格局大，看得到现实情况与国际格局。美国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汪老很重视做美国工作，要让美国理解，台湾问题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在别的方面可以合作，但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承认“一个中国”。

第三，汪老认为，统一就是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它跟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一致。

上观新闻：这话怎么理解？

章念驰：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一个必然会解决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方面不应该“被解决”，他们也是过程的参与者。

上观新闻：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汪辜会谈令人称道。

章念驰：二老（汪道涵与辜振甫先生）一举手一投足一句话都体现出中国文化，他们品茶、谈京剧、说餐饮、讲书籍版本，哪个脱离“一个中国”？他们之间会互送礼物，最多的是什么？笔筒。什么意思？中国必（笔）然统（筒）一，大家心照不宣。

上观新闻：汪老最终没去成台湾，他是不是很遗憾？

章念驰：当然。但汪老注定是去不了的，如果去了就是历史的意外。因为李登辉与台湾都变了，我想，凭汪老的言行与人格会让台湾民众感到祖国魅力，让那些搞“台独”的人无处遁形。那你说“台独”怎么能让他来呢？

中间坐者为汪道涵，后排左五为章念驰。

民进党没想到一件事，就是大陆能如此迅速崛起

上观新闻：您怎么看蒋经国在1987年的“融冰”之举？

章念驰：蒋经国当然知道，开放两岸交流，最终会达到统一。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这不是他一家之功。我想，如果没有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也不可能走这条路。

从此，两岸关系突破了彼此互不往来。我们用20年实现了两岸“三通（通邮、通航、通商）”，经济往来通了，人员交流通了，现在两岸货币都可以自由兑换了，这些通了以后的变化是谁都挡不住的，现在谁再反对“三通”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对于这30年，台湾认为开启了“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进程，大陆认为有了交流与往来，两岸统一就有希望，但大家都认同这30年非常重要。

上观新闻：该怎么理解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

章念驰：“民主化”与“本土化”本身是没有原罪的，但在台湾变样了。台湾的“民主化”看起来很爽，但它到后来没有了控制，民主变成民粹了，变成了一部分人的极端主义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

同样，“本土化”变成了“爱台”与“卖台”之争，变成新的暴力。这种“民主化”与“本土化”是走不下去的，最后会走上自己葬送自己的道路。

上观新闻：为什么经贸往来密切的同时，感觉民心好像没有走近？

章念驰：两岸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不同，目前还面临着统一与被统一的问题。台湾现在还在“本土化”的发泄阶段，两岸存在着民间对立，消除这种对立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种对立与当年的“匪来匪去”，一个亲戚在对岸，一家人受牵连，是完全不同的。

上观新闻：您说统一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怎么理解？

章念驰：李光耀生前写了本书叫《观天下》，关注了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中东，甚至还关注了地区小国。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那么好，却没有台湾这个章节。这说明，台湾的未来除了统一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现在“台独”搞的那么多“去中国化”动作，不会改变命运，只是让统一的那天增加更多的痛苦。大概所有站得高、看得远的人都能懂这一点。

最近，一位台湾来的报业大佬跟我说，一些民进党创党元老感慨，民进党当年设计的发展路线图，宣传什么、主张什么、目标什么，差不多现在都实现了，但一点没实现，就是“台独”。因为他们就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中国大陆能如此迅速地崛起，而崛起中的大陆，是民进党无法逾越的大山。

这就说明，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多么的重要。当你的工资只是人家几十分之一的时候，怎么谈统一？今天你变好了，来大陆的台湾学生都不愿意走了，要留在这里就业，这就是契机了。

两岸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法律关系

上观新闻：作为大陆最早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之一，您怎么会选择这个方向？

章念驰：最早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多是搞历史出身，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那时，我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中国近代史。1984年，市里面筹办上海对台工作展览会，安排我负责“台湾的历史与现状”的文字稿。当时，我对岛内情况茫无所知，只好花几个月时间查阅资料，这让我比别人多了解一些台湾情况。

上观新闻：对于研究“年轻”的两岸关系，上海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章念驰：1988年，上海成立首个对台交流团体“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当时还没有国台办与上海市台办。促进会带头人有王元化、乔林、李储文和汪道涵等，上海八九十年代学界精英大都参与其中。大概是因为我搞历史的，家里又与台湾有联系，就安排我当促进会秘书长，正式参与两岸关系研究。

1995年，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指定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任所长。因为汪老认为，两岸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法律关系，两岸关系每朝前迈一步，就是法律关系朝前走一步。这种意识非常超前，如今两会（海协会与海基会）已经达成23个协议，把两岸关系牢牢锁定下来。

之后，考虑到两岸关系不只是两岸的关系，还要放到港澳台“一个中国”历史现状中去看，放到东亚环境与国际空间中研究，我们成立了民间智库——上海东亚研究所，直到现在我还是法人代表兼所长。

上观新闻：研究两岸关系，是否需要去对面看看？

章念驰：1995年，我第一次去台湾。上海直飞台北只要1个多小时，但因为人为藩篱，要先转机香港，先后颠沛14个小时。当时不像现在，我们是仰着头看台湾的，它是亚洲四小龙中最强的一条，人均收入是我们的二三十倍。当时，台湾研究大陆问题的还叫“匪情”研究，大家充满对立，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那时的台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老百姓的声音已经很大了，我们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只是当局，更多是民众。我们当时对这一点理解还不够，交流的好处就是能纠正认知的差异与盲点。实地走访有利于我搞学术研究。

谈台湾问题不能只看表面上声音的大小

上观新闻：单从学术上来说，该怎么看待两岸关系研究？

章念驰：两岸关系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结构。它的最底层是交流往来关系，上面是建立共同体的经济关系，再上层是政治关系，通过对话谈判来达成协议。塔尖就是政治设计，规范两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同样，两岸关系研究是一个大三角。最基础的是情况研究，就是把情况梳理清楚。第二层是政策研究，分析政策的好坏与对错。第三层是理论研究，也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研究，这是极少数人在做的事情。

每个研究所、每位研究者都会寻找自身定位。上海对台研究务实、理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观新闻：台湾问题不仅学界关心，一些民间人士关于“武统”的声音很响。

章念驰：台湾问题要放在大棋局中思考，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最小代价。不能只看表面上声音的大小。

上观新闻：最后一个问题，您把自己定义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学者？

章念驰：现在是体制外。我大半生在体制内度过，1997年我开始担任民间学术机构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我希望充分发挥民间的活力与空间，摆脱上级指示、领导意志、奉命办事，做到客观判断、科学分析、积极建言。运用体制外的思维来补充体制内的不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但这不是另立山头、更不是搞对立，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祖国和平统一做贡献。

汪老曾对我说过，走下人生工作舞台是最困难的，尤其要漂亮地甩甩水袖、体面走下舞台更难。回首这三十年，我感到努力与付出是值得的，我做了件实事，我也深深感谢与我一起工作的每个人。

（题图来源网络，内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