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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名单》作者托马斯·基尼利: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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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17-12-15 21:52
摘要:历史不容忘记,悲剧更需铭记。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也再次增刻遇难者名字,达10635个。

历史不容忘记,悲剧更需铭记。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81岁的托马斯·基尼利如是说。他不仅创作过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更以小说《辛德勒名单》向世人揭示了一段历史的真实,唤醒了无数人的良知。

“我能做的,也必须做的,就是把这一切写出来,即使这样做很痛苦。”托马斯·基尼利说:“我最大的希望是,人们从中不仅读到过去,更读懂当下。”


托马斯·基尼利,澳大利亚著名作家,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无数奖项外,还曾三度入围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短名单,1982年凭借《辛德勒名单》折桂。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当年七项奥斯卡奖项。

 


 

再多的形容词也无法表达恐怖

还不如让故事自己说话

 


 

上观新闻:您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被改编成电影的《辛德勒名单》,小说源自一段真实的历史。作为一名远离二战主战场的澳大利亚作家,您怎么会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托马斯·基尼利:那是一次“偶遇”。

我写过一部讲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因此受邀参加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一个电影节。在那期间,我的行李箱坏了,于是去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买箱子。我和店主波尔代克随意攀谈起来,当他知道我是名作家时,就把我带到店后面的皮具修理车间,给我看塞满两个柜子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关于辛德勒的文件。原来波尔代克曾在辛德勒的劳工营里待过。

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辛德勒名单的副本,名单上的人,因为辛德勒的营救而活了下来;另外还有一份名单,是当时被纳粹屠杀的波兰犹太人。

人生第一次,我感到了恐惧: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那些欧洲人会觉得犹太人是病毒,必须赶尽杀绝,才能拯救欧洲文明。

上观新闻:波尔代克给您看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什么?

托马斯·基尼利:他试图劝说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我回应他说,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不是欧洲人,我所在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距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非常遥远。

我不是犹太人,我的父母是爱尔兰移民。说起来,我和希特勒第三帝国唯一的关系来自于我的父亲。当时,他加入了澳大利亚军队,去了北非战场,他常常给留在悉尼的我,寄一些从纳粹德军那里缴获的武器残片。其中一些,我至今还保存在我放领带的抽屉里。但也就仅此而已。

我父亲回来后,每次提及他所碰到的德国党卫军,都说他们其实是一些挺不错的年轻人,但就是坚信犹太人必须死。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行,不是由坏人执行的,而是由一些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执行的,这是整个事件中让我觉得最恐怖的部分。

上观新闻:波尔代克最终是怎么说服您的?

托马斯·基尼利:他说:这不正好吗?你的无关性使你写作时不会有私心。

但更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我自己渐渐被这个故事迷住了。回到澳大利亚后,我寻访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辛德勒名单上的幸存者。他们当中有个人,曾把德国纳粹指挥官阿蒙受审的文件从波兰语译成了英文。还有一位住在悉尼的女士,也让我印象深刻。她被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救了出来,去了辛德勒在捷克的劳工营。她对我说,那是她当时在欧洲唯一可以保命的地方。战后她来到了澳大利亚,做了母亲、祖母和曾祖母,这样的人生,是辛德勒给予她的。

那时我就跟自己说,不要迟疑了,写吧。于是,我和波尔代克一起开始了还原历史之旅,我们去了德国、奥地利、美国、波兰、以色列,甚至还去阿根廷见到了辛德勒太太。

上观新闻:小说最后呈现出来的特别冷静的风格,是否与您这种无关性身份有关?

托马斯·基尼利:那些亲身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作家,写作时肯定会呈现出深重的痛苦,而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总好像处于某种微光之中,它用一种耳语的方式向我诉说。我不得不选择用汤姆·沃尔夫开创的“新新闻流派”的风格来写它。我的“不得不”,来自于辛德勒名单幸存者及辛德勒太太等人的凝视,他们希望我写出一部和现实非常吻合的作品,虽然我不需要像历史著作那样一一列出材料来源。

我尽量用一种冷静的笔触来写作,尽量避免使用形容词。我觉得,故事是这样的恐怖,哪怕你把“令人恐惧”、“惨无人道”这样的形容词全部用上,也无法准确地表达出这种恐怖,那还不如让故事本身来说话。

上观新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采用非虚构体裁来呈现?这部小说在获得布克奖时曾引发争议,一些读者与文学批评家质疑,它到底是一部小说,还是一部纪实作品。

托马斯·基尼利:如果你的写作对象是大事件、大人物,那适合用传记这类非虚构的写作手法,但辛德勒不是一个大的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通过他这样一个普通人,你可以看到整个纳粹大屠杀事件,无论是纳粹没收犹太人财产、把犹太人关入隔离区、清洗隔离区、奴役他们,辛德勒和这些都有联系,但他又是一个处于边缘的观察者。他是一面棱镜,通过他来观察历史,非常有意思。

小说特别适合用来描写普通人,比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没有把它写成拿破仑的传记,而是通过对几个俄国贵族家庭的描写,生动、有力地展示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页——1812年的卫国战争,展示了战争前后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画卷。小说就是这样的。

而且,小说更适合表现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辛德勒的身上充满着矛盾,纳粹集中营指挥官阿蒙的身上也充满着矛盾,他简直就是辛德勒的一个黑暗兄弟,都是贪图享受的人。但他们最终怎么一个成为了屠杀者,另一个成为了拯救者?这就是人性复杂、微妙的地方。小说就是要探究和表现这些复杂和微妙。

但是,虽然我写的是小说,采取的还是非虚构的原则,因为故事中涉及的所有的辛德勒名单幸存者,都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被误写。我完成初稿后,请了三四十人来审读,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对全书进行了修订。这并不是写小说的正常流程,但我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性。

 


文学的力量在于

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想象


 

上观新闻:虽然您和纳粹大屠杀那段历史之间存在着经验上的距离,虽然这部小说的文风是冷静的、情感是节制的,但这些都没能让您在创作过程中免受痛苦的煎熬,相反,听说您曾遭遇情绪危机,差点导致精神崩溃。

托马斯·基尼利:是的。写这本书时,我住在悉尼一个很有名的冲浪圣地,很多冲浪爱好者在那里享受人生。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我离那段罪行都非常遥远。但即便如此,我笔下的故事,仍然带给我噩梦,即使在我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这种恐怖的感觉,仍然一天24小时地抓着我不放。

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对人性感到非常绝望,感觉都没有信心写完它了。

上观新闻:是什么支撑着您完成创作?

托马斯·基尼利:我的噩梦和犹太人当年所经历的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我曾经遇见过一位相当富有的犹太女士,她打开自己的包给我看,包里装着一块面包,她说她从来不敢不带着面包出门。虽然她在理智上知道党卫军已经不存在了,不会再有人把她拦下来,强迫她去铲雪,但她仍然随身带着面包以防万一。这就是当年被党卫军俘虏给她留下的永久创伤。

我能做的,也必须做的,就是把这一切写出来,即使这样做很痛苦。

上观新闻:如果您没有去买箱子,如果您不是作家,没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您觉得辛德勒和他的故事会不会被时间的河流冲刷而逝。

托马斯·基尼利:我不知道,也许吧。如果我没遇上波尔代克,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人知道辛德勒的故事,但我相信,那些被辛德勒拯救了生命的人,会永远记得他。

上观新闻:由此可见文学的力量。您是如何理解文学的力量的?

托马斯·基尼利:文学的力量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想象。

有位历史人物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是统计数据。我们很难想象600万犹太人被屠杀,但如果我们在文学的描述中,“看”到活生生的人是怎样被屠杀的,他们的死亡就由统计数据变成了活生生的悲剧。

人们读小说的时候,会和小说里的人物熟悉起来,渐渐产生友谊,会不由自主地担心人物的命运。当《辛德勒名单》中那些犹太女人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不是辛德勒的劳工营时,人们会和她们一样感到莫大的惊恐。

好的文学作品,都有这种力量。我不是黑人,但当我读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时,我会感受到身为黑奴的悲惨命运,我会看到奴隶制的丑恶。因为他的小说让我和小说中的人物产生了亲密关系。

“小说”的英文单词fiction,是“虚构的文学作品”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是通过撒谎来讲述真相的,历史学家则努力通过讲述真相来讲述真相,但他们并不总能成功。

上观新闻:这部小说因为被斯皮尔伯格拍成电影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就文学的力量而言,可能很多人的阅读感受是,即使看过了电影,依然值得去读小说,甚至不止读一遍。电影里的辛德勒更像一个传奇,而小说里的他更真实、更复杂,小说有一种庄严的基调。

托马斯·基尼利:我很高兴你这么说。现在的人可能只想很快地获得一个故事,因而忽略其他很多东西。

电影有个很大的问题,太费时。导演原先中意的版本有6小时30分钟长,最后发布时剪到了3小时20分钟,但这在电影里还是算长的。

尽管电影不短,但依然容纳不下小说中那么多的内容。比如小说讲了很多辛德勒做黑市生意的事情,这给人物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不会让人物像电影里表现得那样,好像是横空出世的;同时也增加了人物的复杂性,因为辛德勒最初的人生追求就是赚钱。

小说里还写到,在纳粹党卫军、看守集中营的士兵里,以及德国的工商企业主里,还是有一些人选择站在“善”的一边。这是小说鼓舞人心的一面,也正好说明,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人类还能继续前行。电影没有提及这一点。

上观新闻:听说当时除了斯皮尔伯格,另有一位同样是大师级别的导演来竞争这部作品的拍摄权。您最终为什么选择了斯皮尔伯格?您给他的这部作品打多少分?

托马斯·基尼利:作为一名隐居在澳大利亚的作家,居然会有两位大导演来找我拍这部小说,我深感惊讶和荣幸,选择斯皮尔伯格,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更多是辛德勒幸存者们的律师的选择。

如果以满分10分计,我会给这部电影打8.5分。这部电影至少有两个地方的处理让我很喜欢:一是用了黑白方式,使电影有类似纪录片的风格;二是电影还是很好地呈现了辛德勒的矛盾心态。

上观新闻:1.5分扣在哪里?

托马斯·基尼利:我不太喜欢一些过于感伤的处理。

例如电影结局,辛德勒离开劳工营时,哭泣着说为什么没有卖掉胸章、汽车,为什么没有再多救几个人?我不喜欢这个处理方式,实际上电影略去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辛德勒的劳工营已经太拥挤了,救不了更多人了。

说来说去,还是时间的问题。人们读小说的一个句子只需要5秒钟,但电影却需要用15秒到16秒的时间来表现。我很高兴自己是个小说家,写作时可长可短,很自由,但电影是要考验人们膀胱承受力的。

 


总有人试图继续人类之间的仇恨

对此我们要警惕


 

上观新闻:上海人对《辛德勒名单》这部小说,还有着另一份特殊的感情。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这座万里之外同样饱经战火的东方城市,以宽广的胸怀庇护了约两万名犹太人。

托马斯·基尼利:我写过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当我参观上海犹太人纪念馆时,非常想再写一本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书。

我很高兴看到上海人平等地对待犹太人,事实上,中国人都不歧视犹太人。今天,很多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如果他有一个俄国姓氏,那他的祖辈很可能当年是从上海或哈尔滨过来的,上海和哈尔滨是俄国犹太人逃亡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两站。

我的祖辈是爱尔兰天主教徒,我从小在天主教的传统中长大,还在神学院读过书。在我看来,基督教和犹太教在教义上并无太大差别,其源头来自同一条河流。但是,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之后,基督教和犹太教变得非常对立,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对犹太人最残酷的屠杀,但其实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对犹太人的迫害一直存在。

在澳大利亚,我不得不说,也存在种族主义。我小的时候,看到澳洲原住民的小孩从我家门前走过,他们的卫生状况很差,当时政府还规定,原住民不能和白人进同一家电影院。那时的我们认识不到,原住民是澳洲大陆的古老民族,是我们的到来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我写过一本关于原住民和白人之间冲突的书,现在澳大利亚的学校要求孩子们都读这本书。今天,有很多人、很多组织,对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对原住民的权益非常关心。感谢上帝,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上观新闻:但在全世界范围内,过去的一切并未全都过去。在世界的一些角落,种族主义的幽灵仍未散去。

托马斯·基尼利:我们常常会因为别人和自己表面上的不同,而去憎恶,却很少想到,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应该为这种共同性而感到欢欣鼓舞。

总有些人试图继续人类之间的仇恨,过去曾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种族优越感如今有还魂趋势,对此,我们必须警惕。

上观新闻: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辛德勒名单》出版30年,始终畅销不衰,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托马斯·基尼利:这本书之所以被一再重读,我想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今天的问题。现在世界上有1600万难民,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我想,不只是我,所有的作者、导演,以及读者和观众,都在试图通过呈现人类过往最坏的一面来拯救今天的自己。

但承认过去的罪行,总好像要比面对今天的罪行容易些,身为作者,我最大的希望是,人们从书中不仅读到过去,更读懂当下。

上观新闻:从196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以来,您迄今共出版了30多部长篇、十多部纪实作品和四部剧本,除了《辛德勒名单》,还有展现澳大利亚历史的史诗级作品《澳大利亚人》三部曲。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托马斯·基尼利:当你写了52年的小说之后,你再回头看自己最初的那些作品,往往会觉得很尴尬,就像你无意中翻出了自己20岁时写的蹩脚情书。

但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喜欢的作品有好几个,其中一个叫《去阿斯马拉》。阿斯马拉是厄立特里亚的首都,故事是有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战争的。从写作技巧上讲,这不是我写得最好的书,但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能产生这样的影响的。

我最近写的一本书是关于两个澳大利亚农村姑娘的,我也很喜欢。这两个姑娘在1913年至1922年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土耳其和法国当护士。我关注的是她们在战争中所受到的践踏,她们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这本书的名字叫《马斯的女儿》。

 


《辛德勒名单》

[澳大利亚]托马斯·基尼利 著

冯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片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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