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乌镇是宁静和美好的。在小桥流水边喝一杯咖啡，是中西合璧的悠闲。也正因为此，从去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始，大会增加了一个“乌镇咖荟”的环节：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企业的参与者可以选个乌镇的咖啡店，不用正襟危坐，畅谈各自对互联网发展的看法。

今年，乌镇咖荟的数量更是成倍增加。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时不时就能邂逅挂着“咖荟”字样的咖啡馆和茶馆。走进去听一会儿，则发现在看似悠闲的咖啡时光中，大佬们的观点却可能针锋相对。只不过，针锋相对的背后，是共同的目的：推动中国互联网更好地发展。

人工智能音箱有未来吗？

猎豹首席执行官傅盛觉得，用人工智能连接产品是互联网发展的下一步，而猎豹本身就提供了连接工具和平台，包括输出猎豹技术，生产人工智能语音音箱。他在喝咖啡的时候，话题自然离不开人工智能，但他觉得人工智能要降低出错率。不论是人脸识别还是语言识别，准确率很重要。

他以猎豹和喜马拉雅FM一起推出的智能音箱小雅举例说，在设计小雅时，他们很注重人工智能的准确率。比如，“在唤醒智能音箱时，我们坚决要求不用词去直接启动，而是发出明确的指令。”傅盛演示说，如果想让小雅播放一首歌，仅仅说歌名并不能启动音箱；相反，音箱会用语音指导用户说“我要听……（歌名）”。

“我们采取了很多这样的办法，培养用户的习惯，所以识别准确率非常高。”傅盛说，有了很高的准确率，意味着可以利用智能音箱、以及对应的人工智能技术，应对更加复杂的应用环境。

然而，阿里巴巴AI lab实验室负责人陈丽娟在另一场咖荟中谈论人工智能发展时，却提出智能音箱的交互方式就是要简单，哪怕出错也不要紧：“我们的客户对天猫精灵还是很宽容的，有时候出现误唤醒的状况，还觉得挺有意思。”

她坦言，人机交互技术才刚刚开始，可能出现误唤醒的情况。比如天猫精灵的唤醒词是“天猫精灵”，如果在待机状态时，人们无意提到“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也可能被唤醒。但她觉得，智能音箱偶尔犯错也是一种人情味的表现，因为很多用户将与智能音箱对话作为一种消遣方式，甚至有用户让两台天猫精灵互相交谈。虽然技术发展的目标是解决误唤醒问题，但留一点意外也未尝不可。

不约而同的是，傅盛和陈丽娟都觉得智能音箱打开了人工智能生活的大门，因为通过它可以连接起很多智能家用电器或设备，比如用语音控制各种家电工作。即便技术还有改进的空间，但人工智能的生活已经到来。

共享经济过热了吗？

共享经济也是乌镇咖荟中颇为热门的一个话题。只不过穿梭在这些咖荟里，会发现参会代表眼里的共享经济，绝非共享单车那么简单。闲置、教育、医疗，等等，都可以搭上共享经济的快车。但是，能不能持续发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觉得（共享经济）烧钱不是主要问题，互联网早期也烧钱，问题是这种模式能不能持续发展，任何一个东西不能永远靠烧钱、靠投资人支撑。还有第二点，共享经济是不是真能对环境带来正面影响。

“自行车感觉上少了污染，可有些自行车没骑多久就费了，循环利用还得回炉，那不是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造成污染呢？我觉得国内还缺一个‘环境经济学’的研究。”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对共享单车持保留态度，提出要综合考量共享单车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但58同城旗下转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黄炜认为，在闲置用品这个市场上，共享经济是很好的解决思路。黄炜说：“中国人现在‘买买买’的问题解决了，但‘卖卖卖’的习惯还没有养成，一些‘买买买’回来的东西如果被闲置，也是一种浪费。”不过，共享经济为这种浪费提供了解决思路，今年以来，通过“转转”平台交易完成的二手交易额已经超过210亿元。

当然，二手货的共享经济也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在黄炜看来。一个是信任，一个是到底能不能实现真正的交易。他坦言，二手手机是最常见的闲置物品之一，但也是最难做的一种二手交易，而转转从人脉关系、第三方质检等角度切入，希望用互联网的手段解决交易的信任问题，从目前的结果看，效果还不错。

至于交易效率，黄炜将转转与阿里巴巴旗下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作比较：“你会发现闲鱼有很多社区，很多人觉得闲鱼上有趣的东西很多，会在社区里讨论，但讨论不是购买；而转转的方向就是完成个人对个人的二手货交易，这是转转与闲鱼非常大的不同。”

在美国发展好，还是中国机会多？

“如果想过优渥且按部就班的生活，美国还是天堂，因为国内的互联网公司节奏太快了，工作强度起码是在美国时的起码三倍，产品推进的速度则不止三倍，可能是10倍甚至100倍。”不止一名“走出硅谷”、加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参会代表喝着咖啡，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这样比较美国与中国的工作环境。

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显示，目前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名列全球第一，中国全球第二。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互联网发展正从以往的跟跑变成现在的并跑，并将在未来领跑世界。欣欣向荣的行业前景吸引了很多“海归”人才，只是适应中美不同的工作节奏，成为他们面对的挑战。

但没有人退缩。与其他的咖荟上有不同意见所不同，在“要不要回国”、“值不值得回国”的问题上，“海归”们的态度相当一致。

乌镇智库理事、上海纽约大学客座教授廖明博士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他说自己是两次回归的“老海归”：“第一次回来是帮外企开辟中国市场，但第二次回来的角色就变了，成了帮助中国品牌拓展全球市场。”他觉得，吸引自己回来的是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全球领先”：“比如，中国在社交媒体上的玩法比国外更灵活，更有吸引力。” 对他而言，中国的机会比美国更多，发展空间更大。

六个多月前刚回国的何昌华履历相当光鲜：清华本科、港大硕士、斯坦福博士，曾就职于思科、谷歌（Google）、爱彼迎（Airbnb），在美国硅谷生活了16年。如今，他的身份是蚂蚁金服计算存储首席架构师。他说，自己非常喜欢硅谷的开放、多元、鼓励创新的氛围，但中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回来的时间很短，不能说了解所有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但从我加入蚂蚁金服所见到的情况看，至少它在金融产品的创新，包括支付的便捷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上，都超过了欧美国家的相关企业。”

“以前说高级人才回国，是‘祖国需要我’，觉得回国要抛弃很多的东西、要做牺牲。但现在，中国成长起来一批世界级的公司，不仅能提供有竞争力的物质收入，也能满足我们的事业追求。”何昌华说。

不少“海归”直言，在基础技术上，中国和美国还有一些区别和差距，但看到自己的参与能够推动中国相关技术和成果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世界的中心，很有成就感，因为“回到中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