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妮是我的学生。

朋友小卫知道我在中文学校教中文，就问我是否愿意收一个澳洲学生。教中文，我应该算是科班出身，但外国人我还从来没有教过。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我欣然接受了。

第一次教外籍人士，而且是成人，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认真看了几套汉语教材，都是先出现汉语拼音，学许多的口语，过了一段时间才接触简单的汉字，我却想让外籍学生一开始就知道中国的文字是方块字是形声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我决定自己编教材。因为对方是初学，图画卡片都是少不了的。每周授课两小时，我花的备课时间起码是四小时。

我教得认真，简妮学得更用心。简妮学过好几种语言，有不少语言学习的经验。上课时，她总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口型看，她说她的耳朵也很灵，一直在认真辨别不同的发音。她常会说，对不起，请你再重复一遍，因为我只注意了听你的发音，没有注意理解你说了什么。

虽然简妮有语言天分，但对我来说，教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文的人，许多问题是大学中文系没有教给我的（现在大学里有了对外汉语专业）。如简妮问我句尾的“了”是什么意思，我想说这是助词，马上想到英语里是没有助词的，她也许很难理解。想了一下，我告诉她这相当于“现在完成时”，心里正高兴自己总算联系到英语语法了，简妮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千万别跟澳大利亚学生讲什么“现在完成时”，虽然她是懂了，因为她学过好几门语言。

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的发音有许多相似之处，她学起来挺快的，翘舌音和平舌音，前鼻音和后鼻音却是难题，好在这问题也不大，许多中国的南方人也不是分得很清的。四声就难上加难了。简妮每念一个字，我就用很夸张的大幅度的手势，做持平（阴平）、上升（阳平）、下降再上升（上声）和下降（去声）的动作，简妮也跟着我的手势，夸张地大幅度地摆动她的身体，可是身体的动作是对的，读出来的声音却是南辕北辙，比如读到“绿”字，我的手和她的头明明都狠命向下，她读出来的音调依然是阳平声。好不容易矫正了，第二天，小卫在电话里还是跟我说，简妮讲的“出租车司机”和“绿色”实在太难懂了，直到她拿出我给的图片，小卫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简妮在课后也不忘抓紧时间练习自己学的中文呢。

我的任务是教中文，从站在她家门口那一刻起，到师生互道“再见”，我与简妮都不能用英语聊其他的话题，因此除了她的学习态度，我对简妮的了解，只是从朋友小卫那儿听到的一些零碎的片断。

一年前，简妮要为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请一位会讲中文的家庭教师，小卫就这样走进了这对双胞胎的生活。这两个女孩只有三岁，逢事便问他们的家庭教师“HOW DO YOU SAY XX IN CHINESE？”，小卫一个一个单词教她们，虽然前教后忘，相信日积月累，她们能掌握不少中文词语。她们甚至问“沙发”和“咖啡”怎么用中文讲，当然是告诉她们，和英语的一样。我不认为小孩对中文有与生俱来的热爱，一定是她们的母亲常常这样问她们，才使她们兴趣高涨。

有一天，洋娃娃找到一本书，就问这是英语的还是中文的？家庭教师反问她们，你们希望是什么的？洋娃娃不假思索地说，英文。她们的母亲立刻委婉地接上去说，她们是觉得英文容易啊。任何人偏爱母语都是无可非议的，简妮这样做，分明是为了照顾小卫的自尊心。

我编的教材分课文与阅读两部分，课文是系统的，循序渐进的，阅读则是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补充一些词汇，讲讲颜色、水果、职业等等。学到职业那部分，我跟简妮练对话，自然会说到“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简妮拎起一张卡片说，我是家庭主妇。我笑了，没错，此时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孩子。但根据她的住处、教养和悟性，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所以我捡起“职员”的卡片，教她说“我以前是职员”。事后与小卫谈起，小卫忙不迭地说，不对不对，她不是职员，她是画家，为澳洲很多大人物画过像。

后来我知道简妮是一位声名卓著的肖像画家，得过阿基鲍得奖，这个奖是澳大利亚最具权威的肖像奖，许多画家为它奋斗终身，因此我对我的学生简妮的感情中又增添了敬意。

我曾告诉简妮，汉字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每一个中文字就像一幅画。我没有问过简妮为什么要学中文，我想人们学习语言，除了因为有用之外，必定是因为这种语言优美。我为我的母语而骄傲。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