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桐乡花鼓戏艺人屈娟如，描眉画眼，以小生的扮相登上了乌镇的古戏台，咿呀凄婉地唱一段男女相会的故事。

台下游人如织，可本地人若不是仔细留神也一时听不懂，何况外乡游人。于是大多数人不过驻足片刻，可就这一瞥一听，也都品出些若有若无的传统味道。这“味道”便是乌镇的某种成功了——来乌镇看的不仅是水乡传统建筑物，更有历史文化的生命力。

但屈娟如偶尔也落寞，多年来没徒弟。她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机进入农村，听戏的人越来越少了，更何况当今的年轻人。她挺羡慕同在桐乡的三跳艺人邱立红，三跳与花鼓戏都是当地曲艺，可邱立红去年收了徒弟，还是桐乡本地90后小伙子，科班学表演的。这年轻人主动上门拜师，说是要融合三跳和话剧，参加乌镇戏剧节。

屈娟如知道乌镇戏剧节，就在她眼皮底下已举办过四届，再过几天的10月19日即将举办第五届，可她从没去看过。她自认“看不懂”，她听说——街上会有人穿着紧身服，拄着拐杖站在路中央一动不动；还有人用绳子在地上拖着衣服往前跑……如此这般，对屈娟如而言太过“先锋”了，她依旧要当好自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桐乡花鼓戏的传承人”的角色，每天要雷打不动地登上乌镇东栅的古戏台唱戏。

2016年乌镇戏剧节，几位年轻演员在街头表演。 乌镇旅游公司 供图　

她的戏，和年轻人的戏之间，看似属于不同的“年代”、处于不同的“时空”，可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有切不断的丝丝缕缕，在江南古镇的白墙乌瓦小桥流水中，牵着新一代乡镇青年拾起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本土　　

51岁的邱立红也想不到，会突然冒出一位90后徒弟。

他每年农闲时都会去桐乡的农村演出，虽然也能搞个百来场，可观众几乎全是老头老太。三跳这项桐乡传统的民间曲艺，传说是京杭大运河上的纤夫们，劈了纤板做道具，边敲边唱的“纤板书”，讲的多是劝人为善或是忠孝礼义的古事。不少年轻人不爱听了。他们爱听的是什么？乌镇的戏剧节众星云集，每年十月光景，总有来自世界各地、穿着时髦的演员和戏剧爱好者涌来，他们追星、追剧，可所追的“气场”却与邱立红不同。
   

或许终究是受了乌镇戏剧节的些许触动，去年当吕安迪经人介绍、上门拜师，说是想融合三跳和话剧时，邱立红很快就答应，叮嘱了句“好好学”。

23岁的桐乡小伙吕安迪高兴坏了：他终于有了回家打拼的机会。多少年来，科班学表演的青年绝大多数要留在大城市，才能继续自己的演艺梦。若要回桐乡，出路寥寥无几，要么去桐乡市越剧团，要么去文化馆或文化服务中心，排练一些文化下乡的节目。桐乡人的“演艺圈”里，大多数年轻人漂泊在外。比如，重庆某高校毕业的吕安迪，原本计划在重庆当主持人、电台DJ，或者在当地小剧场里混点名气，为此还学了一口重庆话；还比如吕安迪的女朋友吴晓，同样是学表演的，土生土长的乌镇人也只能在横店“漂”了好些年。

于是，“乌青剧社”水到渠成地成立了，取名“乌青”，意为“乌镇青年”在故乡排演话剧。巧合的是，在明清时期，乌镇常与河对面的青镇合称“乌青镇”。吕安迪查了《桐乡县志》后，以三跳的传统戏文改编剧本，创作了一出掺入桐乡方言和地名的喜剧，讲述一家乌镇当铺在历史上的浮沉，取名为《当》。

这个饱含本地元素的话剧，很快通过筛选，得以在去年乌镇戏剧节的“嘉年华”演出。街头表演，地点就在乌镇西栅景区枕水酒店的西码头附近，那是个热闹的拐角。吕安迪记得，他去勘察场地，偶遇黄磊、赖声川等戏剧节的“大佬”。他朝着他们喊：“我们是本地剧社，请多关注。”想不到“大佬”们纷纷响应，竖起大拇指鼓励了一番。毕竟，那是“高大上”的乌镇戏剧节上，第一次出现本地“土”剧社的身影。

2016年乌镇戏剧节，吕安迪和同事们在乌镇街头表演融合了桐乡传统曲艺“三跳”的话剧《当》。 采访对象提供

隔阂　　

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乌镇戏剧节期间的游客，多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艺青年，但吕安迪却察觉了另一种更有趣的景象——去年此时，几位桐乡青年在乌镇街头上演话剧《当》，用桐乡话与观众互动：“桐乡人请举手。”6场演出下来，每场举手者都在半数以上。吕安迪尝试着恢复传统曲艺街头表演的特色，插科打诨，喊着“不好听就跳河”，还现场摆摊请观众们典当东西。因为“接地气”，连河道里划船的船工也靠近来听。　　

在乌镇戏剧节，这已经是最能让本地人“看得懂”的剧目之一了——船工费建萍，乌镇本地渔民，来乌镇景区划船11年，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属于文艺青年的羡慕对象，可他在乌镇唯一看过的戏是“至少还知道故事情节”的“白蛇传”。村里人问过他：戏剧节的戏好看吗？他说还可以。于是村民们慕名而来，然后个个说“看不懂”，描述颇具“印象派”：有“高科技的机器人”，还有“踩高跷的人”，以及“脸上涂满颜色的人”……住在景区内的72岁本地居民周金龙也对前些年走过家门口的演员们摸不着头脑，他问记者，为何有人演着演着突然要趴在地上？初中学历的他戴着眼镜，回忆类似看戏经历，是上世纪60年代观看话剧《雷雨》。民宿老板谢月华也是本地人，他认为不少演员的表现更像是“行为艺术”，比如他曾看到有演员戴着氧气面罩，脑门上倒扣着装满水的鱼缸，鱼缸里还有鱼儿在游……“原来戏可以这样演、生活可以这样过！”他感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戏剧节可以像乌镇戏剧节一样，结合自身独一无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不遗余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位美国戏剧教育家如此评价。

石板路和传统民居旁引入国际化的现代戏剧，本就带着奇妙的隔阂。最出名的段子之一是某年戏剧节期间，一位大爷坐在街头演出区域附近慢悠悠地转着老式爆米花机，一群人看了许久，等“砰”一声爆米花出来，人群中等着上场的演员们才忍不住上前问老先生：“您什么时候表演完，能轮到我们？”大爷感叹：怪不得看了半天，也没人买一袋爆米花。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某届戏剧节期间，一对男女在景区里吵架，人们围观并感慨“演技专业，说哭就哭”，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人家是真吵架。　　

无论如何，乌镇戏剧节这个平台给当地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吕安迪和伙伴们演完《当》之后不久，便有宁夏、江苏等地的活动邀请，还有桐乡当地楼盘、商场的开业，会邀请“曾参与乌镇戏剧节”的乌青剧社，可隔阂依旧在。有桐乡人如此给吕安迪安排：“第三个节目你们演《当》，给15分钟。”吕安迪暗自嘀咕，话剧哪有演15分钟的？　　

但无论是船工、民宿老板还是导游，都坚信“大方向没有错”，“总有看得懂的人”，而且“看的人多就是好事”，至少“生意越来越好了”。因此，他们个个关注、转发并乐于宣传这场戏剧节。　　　

碰撞　　

即将于19日开幕的戏剧节，吕安迪也幸运通过了筛选，计划在街头演出“三跳相声”，依旧是本土传统曲艺与现代话剧的融合。这一年来，他们曾受邀到乌镇西栅书场表演“张双喜捉妖”等，听名字便知道，这是老段子。　　

相比同在乌镇唱花鼓戏的屈娟如，年轻人或许更喜欢吕安迪——今年4月，在桐乡市区某办公楼里，乌青剧社摆了60把椅子，演了3场话剧《当》，自己通过微信售票，票价80多元，卖出了大半座位，观众大多是桐乡的年轻人。一场戏90分钟，细细记录，共有笑声60次。　　

其中一场，三跳艺人邱立红也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话剧，虽然“没太看懂”，但他觉得这应该是年轻人喜欢的形式。若能让三跳这种传统曲艺得以传承，他不反对。不过邱立红也对徒弟提过建议，大段故事不能浓缩成十几、二十分钟。69岁的乌镇旅游公司顾问邵云忆起看越剧《三看御妹》，要连演三晚，才缓缓交代了人物，一颦一笑和如发的心思才能演得淋漓尽致。　　

不过，中国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激活其生命力。有时，邵云也自觉有些落伍。数年前他曾向乌镇旅游公司建议，是否该搞“印象乌镇”，模仿丽江和西湖，做一场大型实景演出。而作为乌镇戏剧节主席和发起人的陈向宏倾向于“文化传承”，毕竟这是茅盾和木心等大家的故乡，若自己的文化都面目模糊，乌镇将与其他风光小镇无异。偶然一次机会，演员黄磊邀请陈向宏去上海看话剧《暗恋桃花源》，或许是满场的年轻观众感染了陈向宏，当黄磊提出乌镇戏剧节构想时，两人一拍即合。　　

从那时起，乌镇耗资4亿元开建大剧院，一些破旧的老宅被修成了小剧场，几位知名导演筹划起这有“国际范”的戏剧节。而另一头，屈娟如被珍重地挽留在古戏台上。她依旧记得2001年，她正在一家工厂食堂里做帮工，听说要登台唱戏，心头一紧，二话没说辞了工。她说“多光荣啊”，乌镇这么多游客都能听到桐乡花鼓戏。就这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吕安迪正排练一部《蚕花娘娘》，想以此尝试加入明年乌镇戏剧节的“青年竞演”。相比“嘉年华”的街头表演，青年竞演堪称“登堂入室”，更容易在专业领域崭露头角——剧本改编自太湖周边老蚕农们熟知的“蚕花娘娘和白马”的故事，加入三跳等传统曲艺表演形式和桐乡方言，最终呈现的却是一部“拷问灵魂”的话剧。　　

记者采访的多位乌镇老居民，竟都知道桐乡出了本土剧团，他们看好这帮年轻人——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反哺

吕安迪已在桐乡安顿。在乌镇戏剧节的演出给乌青剧社挣来了名气，也给吕安迪挣来一份工作。每周末他会在一家民营培训机构教孩子们表演；他还接到不少桐乡乃至杭州的演出邀请，请他当主持人、表演相声，或者拍广告。面对孩子们，他会刻意讲一些自己从县志以及三跳戏文里看来的故事和习俗；他回高中母校讲座，谈的也是“桐乡神鬼怪”。

欣赏戏剧的确需要一些审美门槛。对大多数乡村而言，影视或许是更为现实且触手可及的文化传播渠道。但不可否认的是，直接或间接地，戏剧节盛名之下，乌镇乃至桐乡的文化气息在变——

2015年回到乌镇开民宿的周华锋，正筹划着在第二间民宿中设计一处公共艺术空间，至少要有书店和“有意境的”现场舞台。他学习的对象，是乌镇景区内的水剧场。他还记得民宿刚开业不久，就迎来了一批“有范”的游客：来自各地戏剧学院的学生、演员和戏剧爱好者。他们在民宿大堂聊着时髦的词汇和遥远的梦想，氛围让周华锋着迷。于是他去年为了应景，特意在民宿里布置了一场京剧人物的油画展，并尝试第一次去乌镇看戏，那是新编的《哈姆雷特》。他觉得没完全看懂，也没有坚持看完，不过他计划今年还要去看，带着孩子去戏剧节熏陶。近两年，他发现“我是乌镇人”竟然成了金字招牌：每次他和各路艺术家谈合作，对方一听“乌镇”就来兴趣；他曾与一位美国的戏剧从业者同游乌镇戏剧节，想不到美国人成了导游，他这位本地人反而跟在后头成了游客。

“我们得跟着文化走。”周华锋说，近年来不少在外经商、打工的伙伴们都回来了，在乌镇从事的都是文化产业。

在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建卫看来，乌镇的文化使命，在于让老艺人有更大的平台，也让年轻人有传承创新的机会。这些年的乌镇戏剧节，常有为乌镇景区员工以及桐乡本地百姓而办的“加演场”。陈向宏曾表达过自己的希望，让乌镇的孩子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孩子一样，从小就有戏看，从小在这里就能接触到国际级的戏剧、美术，将来也会有自己的戏剧社团。

2016年乌镇戏剧节，一位演员扮演长颈鹿在街头表演。 乌镇旅游公司 供图

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未来发芽的，将是文化自信。邱建卫介绍，近年来他去参加过法国阿维尼翁和英国爱丁堡等地的戏剧节，发现每次都有中国年轻人的作品。而据他所知，来参加乌镇戏剧节的年轻人中，至少已有十来位回到中西部的故乡，在当地创办社团、排练剧目。

若放大来看，不少中国小镇正打造“特色小镇”，比如黄酒小镇、珍珠小镇、袜子小镇，要是也能如乌镇戏剧节一般，埋一颗种子，就可让更多乡镇的孩子们了解本地特色和传统，并能为之骄傲。

可以肯定的是，将有更多人来影响更多人——来自日喀则的一批农牧民兼职演员，将在上海援藏干部牵线下参加本届乌镇戏剧节的嘉年华活动。或许在某日的石板路上，这头是吕安迪的桐乡土话，另一头便是被称为“藏族文化活化石”的藏戏，而这批来自西藏的年轻人回去后，总会给正在攻坚脱贫的偏远藏区带去些什么。

题图为2015年10月16日，艺术候鸟联盟的法国演员在乌镇进行木偶表演。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